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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一个真实的人
时间:2014-7-6 下午 03:36:20,点击:0

作者:杜维明

​​编者按​​

杜维明先生极其推崇王阳明,众所周知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青年王阳明”的。在杜先生看来,王学中有一种极富动力的人生哲学,就是他根本不重视外在的事功,他拒绝把“百死千难”中悟得的“内在真理”笔之于书(因为他不相信没有实行的空谈),尤其反对装着一副圣人模样而到处干诳己诳人的勾当。阳明宁愿抛弃一切虚伪的荣耀,而去做一个真实的人。​​今日微信摘自《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杜维明,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先后求学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81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8年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两种纪念

​​王阳明生于1472年10月31日,距今(1972)恰好五百周年。为了对这位体现“身心之学”的大儒表示尊敬,以东京大学宇野哲人为首的日本学人,在数年前就已拟定了一项出版《阳明学大系》的计划,准备陆续刊行十二大册有关阳明研究的论文。这种促进国际间学术合作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在美国,规模宏大的亚洲学会特在其年会中安排了一项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的座谈会。这项在3月28日纽约华道夫旅馆举行的学术座谈会,由陈荣捷先生主持,参加研讨的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T.de Bary)及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D.Nivison)。另外,夏威夷的“东西哲人会议”准备在今年召开一项以阳明哲学为题的国际学会。应邀参加的学者现已包括台湾的方东美及香港的唐君毅及牟宗三诸位先生。以夏大哲学系为骨干的《东西哲学》学报,将以专辑刊载在该学会所提出的论文。​​​这两种纪念阳明的方法虽然不同,但都代表极庄严的学术意义。固然,阳明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考验才提出致良知教的力行者,因而纯学术的研究永远无法深入其人生哲学的堂奥。但我觉得,通过慎思明辨的学问工夫,不但可以把阳明的历史意义渐渐地展示出来,而且可以把阳明的哲学内涵层层地解析出来。这种形态的努力,在表面上似乎不如大肆宣传阳明的思想来得有效,但归根究底,文化上潜移默化的力量,总比政治上向壁虚造的捧赞高明多了。​​

一些回忆​​

记得有一次到台北近郊的阳明山去欣赏樱花的时候(那已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忽然觉得把草山改名为阳明山是多么明智的抉择。固然,周敦颐因为他喜欢观赏万物的生意,而不肯剪除窗前的春草,是极富诗意的史实,但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天崩地裂的时代却更有振奋人心的功效。​​我第一次接触阳明的诗文和学说是在初中一年级,那时就意识到他的价值趋向和世俗的忠孝单元论很不相类。后来逐渐摸索,才发现阳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之学,根本和专制王朝所要求的“同心合德”大异其趣。阳明所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抗议精神:他反对虚伪的社会礼俗,反对毫无灵性的考试制度,更反对受贪官污吏所僭取的政体。因此他不怕世人的耻笑而高唱身心之学,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而痛斥科举,不顾自己的性命而向专制势力挑战。​​刘瑾虽然利用受宦官秘密控制的锦衣卫把他逮捕下狱,利用灭绝人性的廷杖把他狠打数十大板,并利用各种违背常理的法术把他贬谪到贵州一带,但他在《龙场答生问》一文中,仍清清楚楚地分辨出妾妇之道与大臣之道在实际政治中的不同。前者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态度,不管君王格调如何昧着良心侍奉到底;后者则是根据君臣以义合的原则,不合则谏,则去。对于当政者总保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一丧失了,当权派很容易就会变质为一个私欲横流的大集团。阳明这种不妥协的风骨和孟子所谓杀一独夫的气魄,真是先后大哲若合符节。​​有了这一层了解,我在王学中找到了一种极富动力的人生哲学,就是他根本不重视外在的事功,他拒绝把“百死千难”中悟得的“内在真理”笔之于书(因为他不相信没有实行的空谈),尤其反对装着一副圣人模样而到处干诳己诳人的勾当。阳明宁愿抛弃一切虚伪的荣耀,而去做一个真实的人。​​

几则感叹​​

一个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做一个“真实的人”的确不很容易:无论是社会风气的腐蚀,政治权势的局限,或经济结构的迫压,都会使一个本来胸怀大志的读书人,慢慢地物化成一具毫无灵性但却塞满了酸气的躯壳。程明道在《识仁篇》里借用医书里“麻木不仁”的观念来解说这种现象。阳明又把明道的意思加以引申。如果用他的见解来分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剧,那么最严重的表征即是失去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必须具备的“感性”。​​知识分子应该是一群代表人性光辉的社会良心。他们应有极敏锐的触觉和极高远的见识:应和人类全体保持精神的交通,和社会大众保持紧密的接触,和自己所属的群体保持血肉的关连。只有如此,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台湾才不致陷入这样的窘境:在岛内是投靠现实权势的特权阶级,在海外是依附国际资本的买办阶级。​​但是,知识分子一旦自弃了读书人应有的感性,那么不仅阳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之学变成虚脱,就连颜元所说的转世精神也变成空谈了。一个为世风所转、为金钱所迷的人,常会做出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一个拥有大量知识而毫无感性的读书人,难免不参与助桀为虐的勾当。​​我以前常想,为什么现代中国许多提倡民主科学的自由人士总要打击传统,摧残儒学?现在我才了解,他们所打击的并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赖以维系的“滴骨血”,他们所摧残的也不是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借以厘定的“真认同”。他们抗议的对象是利用传统的专制政体和利用儒家的专制思想。可惜他们未能洞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动源,尤其是儒家大流中有如阳明所代表的抗议精神,因此把一切批判性的价值取向都归功于欧美世界,而把自家丰富的遗产抛诸九霄云外。可是当他们心一横地把儒家规约为御用思想、贬斥为吃人礼教之后,中国文化竟变成了一套封建社会的奢侈品,随着迷信和玄谈的阴魂而消散了。​​结果,一个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先否定了自己的“中国性”才有资格谈现代,谈知识。这是多么凄凉的景象!难怪现代中国的自由人士一个个遭受到认同破裂的命运,乖离了民族意识,拔脱了社会根源,变成了一群散离的高级华人:或为社会的名流,或为政坛的客卿,或为文化界的骚人墨客。固然,他们在宣扬民主科学方面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可是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史中,这些记忆还只是一些尚待实现的梦境。​​阳明立志做“人”的精神抉择,是任何一个想为中国构建民主、开创科学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深切体认的道理。人的“身心之学”是引导文化发展的大指标、大动源。累积性的知识是愈新愈有价值,“身心之学”则是愈深愈有价值。这种深入性的学问,不但是现代人心灵交通的基础,也是通向精神世界、展示历史智慧的泉源。​​我们万万不能因为现实环境中的某种不满,而抛弃了自家的无尽宝藏。从纯学术的立场来纪念王阳明固然有极庄严的意识,如果我们能从《大学问》或《传习录》中体会到真实存在的人生价值,并从身心之学处发扬真儒的抗议精神,那么纪念阳明的意义就更深长了。​​

1972年5月10日于伯克利​(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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