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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吐槽科研经费制度
时间:2014-7-24 下午 11:26:20,点击:0

作者:张维、张瑞 ,来源:南方周末

“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违规现象突出。”2014年7月,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的点名批评,将“科研腐败”这个中国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又推到了舆论的前台。

这一话题的背景,是至2013年底,中国的科研经费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与之相对,则是中国科协的相关报告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40%。

《人民日报》曾将“挪用”的手段,归为“贪、吞、套、骗、假”,虚列预算、用假发票套取资金,以劳务费、差旅费的名义骗取,在近十年来曝光的科研违规中,屡见不鲜。

随着科技部长对科研经费管理“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时,无论政府还是公众,都开始用更冷峻的目光注视中国的这群“堕落”的“高级知识分子”。

当肃杀的气氛传到高校,却引发了教师们的反弹。

在东南某985高校,2014年6月,学校专门向教师传达了“反腐”的精神,告知最近风声很紧,提醒他们要严格遵守经费使用规定。话音刚落,老师们反而炸开了锅,纷纷指责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管得太多;不是“师道沦丧”,而是被逼无奈。

安徽一高校的校办主任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他的愤慨,“现在的制度,就是先逼良为娼,再抓嫖,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卡死”在纸面上

第一次申请上国家社科基金是六年前,南方一所985高校副教授王亮记得,当时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发现,麻烦才刚刚开始。

与立项通知书一起来的,是一份《项目预算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确立了学术研究的“课题制”管理模式,主要采用由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提供课题资金,高校教师申报的研究形式,这类课题被称为纵向课题。此外,国内外各种组织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委托的科技项目则为横向课题。历经二十年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经费管理办法,其中之一,就是严格填写项目预算表。

王亮说,为了保证不出纰漏,学校社科处专门组织新立项老师统一学习如何填写。那个夏天,燥热的会议室里,老师们先用铅笔试填,再用钢笔抄上去,汗渍濡湿了一个个的前胸后背。

一个填写的诀窍是,要填得满满当当。在预算表上,经费被分割进“会议费、专家咨询费、差旅费、国际交流费、设备费”等十一大类,老师们被告知,每一项最好都填上一点,“显得你做得很规范,要是不预算上,就会觉得你没有做事一样”。

但王亮没有经验,不知如何下笔。按照要求,差旅费一栏必须填写调研次数、人数、目的地帀系列的评审、鉴定,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四十多次,累计骗取无偿拨款突破1亿元。

2006年6月,科技部公开表示,将认真吸取“汉芯”造假事件的教训,从多方面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根治学术腐败。

这年底,科技部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与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协商,成立了国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

2006年8月,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到“严格规定科研经费的开支范围与开支标准”和“严禁违反规定自行调整预算和挤占挪用科研项目经费,严禁各项支出超出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严禁层层转拨科研项目经费和违反规定将科研任务外包”。

自此,经费管理规则被细化,强调实行事前预算评估、事中经费监督和财务检查、事后财务验收和审计的全程预算管理程序,严防科研腐败。

科研经费就是从这时候起,逐渐被“卡死”的。

刘军民说,这也是为了加强监管,是“不得已做出的规定”。

但王亮则将这归因为“用行政化的手法管理科研”,使得管理趋于僵化。

福建一所知名大学教授林婷经历了同样的困境,当预算中差旅费已经花完时她被通知,由于恰逢中央“八项规定”,必须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一点都不能改,她只好取消去外地参加课题相关的学术会议。

“科研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国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但现在各方面都要管,你用谁的砂料,这些都要过问。”王亮说,这种“纸面上的严格管理”只是徒然增加双方的负担。

“这是对老师的极其不信任。”对此,林婷有自己的解释。

“像防贼一样”

这样的疑似“不信任”还体现在报销制度上。“课题制”的科研形式,需要教师采用“事后报销”的方式,用发票凭证领取科研经费。相关的规定称得上“事无巨细”。

 

不止一个学校规定出差必须住店,若无旅馆发票则旅费不能报销。还有学校要求出租车发票上须注明起止地名,否则也不能报销。而在苏州大学,新的规定则是汽车油费必须要有过路费的发票单才可以报销。

类似的故事多有发生:一位老教授,香港一所大学请他去演讲,对方安排了住宿,结果回来报销机票时,被学校财务拒绝了。理由是没有住宿的发票。老先生做一番解释,也无果。

猛然间,不适应的教师们发现自己由“师道君子”,变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一个高校教师感叹,财务人员越来越像安检机器,层层审查,处处“刁难”,报销越来越困难。为了几千块钱,逼迫老师四处奔走,费尽思量,低声下气,斯文扫地。

在广州读博士的李元见证了这一幕,他参与了导师申报的国家级科研课题,去财务报销时,总是难免挫败,财务人员总能轻易找到问题:签名不规范,贴票不规范,发票是连号的,票据是假的(这最让人发懵)。一次,拿着3万块钱的票据只报销了2万。

已毕业的医学博士王杰回忆起一次设备采购经历至今觉得无奈,“前几年学校建立了一个招标系统,超过4万元的设备采购只能由校方经手”,这有效防止了教授从商家那里拿回扣,“不过这个过程太折腾人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实验室要买一个二氧化碳培养箱和超低温冰箱,前后跑了大半年”。

“像防贼一样。”历史学教授罗志田曾撰文痛批这一点,赢得了许多高校教师的赞同。

但吊诡的是,高校教师们也确实在用自己的方式“违法违规”,显得并不那么光明正大。

按照国家规定,课题经费按年划拨,每一年没有用完的经费,需要收回,并影响到下一年的拨款额,这与对行政部门经费的管理一致。

每到年末,行政部门的“突击花钱”,也就变成了老师们的“突击报销”。

李元记得,每到年底,学校财务部总是人满为患,害怕错过了报销机会的老师们,揣着收集而来的各种发票,誓要将经费报销得一分不剩。这些发票,可能来源于学生,可能来源于发票富余的同事,也可能是买的,后者真假莫辨。这已经催生了一个身处阴影中的市场,受访的老师们提到,自己的邮箱总能收到那么几封推销发票的邮件。

王杰说自然基金项目极少出现钱不够花的情况,“花不完的基金,一些人会以预付款的形式把钱报下来,比方说有五万用不完,就打五万块存到某公司去,这些钱留着以后慢慢用。”至于对这笔钱究竟以后用不用在科研上,就全靠老师们自觉了。

“先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把钱报出来。”李元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你不把经费花完,人家会觉得你没办事。”王亮坦承,这其中,当然有着糊弄的成分。

但更让老师们认同的原因,则是另一个,“主要因为制度不合理,只能利用漏洞,不然科研就可能无法开展下去。”

中山大学教授林可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年11月份让我把钱报完,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我明年3月才干,那怎么办,那只能把钱先报出来。这样操作当然是违规的,但也没有办法。”

刘军民承认,制度的缺陷,将老师普遍置于违法违规的危险中,这是今后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位中央级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如何平衡“严格管理”和“科研活力”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才能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

套取劳务费的红与黑

 

另一个将老师由君子变成小人的,则是在科研中,是否应该认定教师的“劳动报酬”。

 

“我辛苦为人类创造知识时,人家财务人员告诉你,你不得从科研经费中提取报酬。”王亮说,这是最让他生气的。

中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因为高校教师已经通过学校安排了相应的经费(包括工资和福利),因此不允许直接在项目中列支此类人员的人员性费用。

这一点,在相关管理人员的介绍中,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例如美国,拿满全年12个月工资的高校教师也不允许从课题中获得报酬。

“你看看人家美国教师的工资是多少,我们的是多少。”王亮对此不以为然,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全球的大学教师薪酬排行中,中国的大学教师平均工资排名倒数第三,而刚开始工作的青年教师工资,甚至全球垫底。

“靠工资根本没办法生存。”留德回来的青年教师何渺对此感同身受,作为讲师,他一个月只有5000块的工资,但房租就要花去2200,在他回国的第二年,他的孩子出生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课题经费中套取。

从德国回来时,何渺获得了学校给予20万安家费的承诺。但入校后,才被告知,这20万如果以安家费的形式发放,要收取25%的税,人事处工作人员建议可以选择用横向课题立项的方式避税。他觉得这事儿“很拧巴”。最终理智战胜了道德,但每一次报销买家具、洗衣机、冰箱的钱时,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王亮采用了普遍为之的方法,他找到自己的学生,将课题经费以劳务收入的形式打到学生的账户,给学生一点提成后,再收归己有。

人人喊打的套取行为在高校教师眼里,却有着红与黑的两面。

一方面,他们看不起中饱私囊者,“系里前几年从美国引进了一位教授,刚回国就申请到一个八千万元的科研项目,以行内眼光看用不了这么多钱,也没见出成果,教授们私底下都叫他李八千。”广东一高校不愿具名的博士说。

但对于那些“为了推进科研工作采取的灵活性手段”,有受访者表示,“要相信绝大部分科研人员还是自觉的,不会放开拿,拿多拿少,真的也只能靠自觉。”

对于高校教师的自觉,福建某重点高校青年教师章羽说,“不是管得严就能解决了,你看纵向经费管得这么严,也没见人少拿,横向经费管得那么松,也没有多拿,这说明教师还是有自觉的,不是严不严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拿的问题。”

章羽补充说,“一方面是教师觉得没有收到应有的报酬,另一方面是不灵活处理课题难以进行。”

“这个制度,就是让人造假。”王亮说得有些痛心疾首,也有些无所谓。

逼良为娼?

“如果不是为了职称和考核,我根本不会申请课题。”王亮接着说。

 

这是当前中国高校教师普遍身处的现实,职业的上升通道,与能否申报上课题,以及课题的重要性,直接挂钩。

所有教师,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要被卷进科研的洪流中。

以王亮所在的学校为例,若要升上教授,必须主持一项国家级的科研课题,或者能为学校拉到80万以上的科研经费。

来到这所大学之前,他已经在另一所大学授课多年,他喜欢教学,对科研兴趣乏乏,当了十一年的讲师。但年岁渐长,毫无所成,他不得不正视原来的“消极”。当年一起读博的同学毕业两年后就评上了副教授,就是因为课题做得好。王亮决定要“有点上进心”——申请课题。

后来,他真的申请到了一项国家级社科课题,这并不容易,以2013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共受理有效申报28678项,但最终只立项3826项。

“可能是我课题里有‘和谐’两个字,那年正好撞上了。”

而他发现,申请到了国家级课题真的好处多多,即使教学或者发论文等其他方面做得很差,学校也不会追究。

事实上,由于申报成功的课题数量,将直接影响学校的科研排名,各大高校总是最积极要求教师进行申报。

每年,作为一所985高校,王亮所在的大学都会召开一次盛大的申报课题动员会,学校领导在台上讲话,说要办研究型大学,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是衡量一个学校科研水平的标志,大家都要申报。在学期进行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会把每个学院争取的科研经费、项目立项成果都张榜公布,进行排名,排名靠后的学院会受到校长点名批评。

留德回来的青年教师何渺,身处的学校只是一所普通的省属高校,科研实力并不出众,但越是这样,学校领导越是希望能够申请到课题,给学校带来荣誉。

在任何场合,只要碰到领导,何渺就会被叮嘱,“要考虑申请课题了,不然以后职称评定怎么办啊,你要接地气儿”。

学校领导则在开会时不止一次发出豪言,对于有希望的申报题目,学校会做好“后续工作”,“该跑北京跑北京,该走专家走专家”。

当何渺首次听闻“后续工作”的提法时,他觉得很奇怪,“就像学生去考试,你说考得怎么样不重要,‘后续工作’才重要一样。”

何渺觉得奇怪,但校领导则言出必行。今年,一个有希望申报国家自然基金的项目,校领导就真的去了北京,找评委、请托、游说,反而是课题的申报者,待在学校里无事可干。

2014年3月,何渺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了,他也得在申报的道路上奋进,他联系了自己在德国的导师,征得对方同意后,联合申报,希望能借助老师的名气,一举拿下一个国家级的课题。

他将申请的表格翻译成德文,发给老师。一个月后,老师却回复要退出联合申请,理由是填报这样的表格让他感到一种自上而下的审查,他不信任这种被对待的方式。“老师感到不舒服,觉得伤害了自尊。”

(因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亮、王杰、林婷、李元、林可、章羽、何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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