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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思想革新运动——与谢遐龄对话语录
时间:2015-3-24 下午 10:48:23,点击:0

作者:

谢遐龄(复旦大学教授)

干春松(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教授)

曾 亦(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表

原载于《天府新论》2015年第二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初三日丁酉

耶稣2015年3月22日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财产权一定是个人的财产,国家财产概念不能成立。但是我国对于国家财产,在《物权法》中规定得非常清楚:国家财产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家不叫法人,叫权利人。国家不能成为法人——国家不是可以看作法人团体的组织。

 

干春松:据我所知,谢老师您早年在清华求学,学理工科出身。您家里兄弟三人后来都转入人文学科和思想领域研究,尤其是谢选骏先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自由撰稿人,还参加了《河殇》的撰稿工作。您兄弟三人在学科研究领域的兴趣转变是何时形成的?

 

谢遐龄:这个事情说来话可就长了。我籍贯温州。祖父先到上海。家父15岁从温州到上海。1952年从上海调到北京外贸部工作;翌年我们全家随迁北京。当时我国外贸的“客户”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关系恶化后,外贸部业务锐减,只好精减。兼之家母受不了北方的寒冷,家父要求回上海;那是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回不成,上海附近的苏州无锡也进不去,只有再远些的南通市还可进,于是举家迁徙到江苏省南通市。那年我正在高中三年级,独个留在北京准备考大学,所以与南通的缘份比两个弟弟要浅些。我是兄弟三人中的老大,谢选骏是小弟弟,老二叫谢松龄。

 

《河殇》第一稿是谢选骏独力完成的。谢选骏极富独创性。《河殇》中的主要思想我很熟悉,是我们三兄弟在家里读汤因比《历史研究》讨论时选骏头脑里冒出来的。那书是文革末期为批林批孔新华书店放出一批“禁书”时谢松龄陪他去抢购到的。

 

1966年6月,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好大学四年级,在北京郊区参加一期“四清”回校。那时候清华大学还是六年制。老二谢松龄还在读初中二年级,谢选骏念着小学五年级。这时文革开始了,他们就没有书念了。文革,正如毛主席说的,一批闯将出了名。我一不小心、糊里糊涂地就被打成“反革命”,成了“闯将”。就是“造反派”吧。开始气氛很恐怖啊。毛主席发话、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大学为我们这些冤枉当了“反革命”的大学生平反,负面转为正面。于是理所当然为毛主席冲锋陷阵啦。那时候对弟弟们影响比较大,于是他们也参加当地造反派,在南通“造反”。后来,1968年,运动开始“收”了,我也被抓起来了,南通很乱,谢松龄遵照父母意志,逼着谢选骏在家里念书,目的是关在家里不得外出,免得吃流弹。从那段时间开始,他们读了大量的书。

 

干春松:我想问一下,您以前参加的清华的造反派是哪个组织?

 

谢遐龄:井冈山,团派。

 

干春松:那您被抓起来,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收拢了,还是有别的原因?

 

谢遐龄:我是中间犯事了。1967年夏。

 

干春松:这个方便讲吗?

 

谢遐龄:这个当然方便讲了。全国政协增补我为委员的时候,那段历史在政协常委会上都公布过的。材料写得很清楚的。最初的结论,清华大学工宣队做的,给我两条罪名,即“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论是“实属敌我矛盾。经审查,谢基本上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现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就是当时我“犯事”的“罪名”。平反结论是1978年3月做的,对原结论用的“推倒”一词。拖到8月,还等不到平反结论,没法儿录取,复旦哲学系请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打电报询问、索要,才寄达。

 

干春松:您怎么恶毒攻击的?

 

谢遐龄:唉,不少是很多人都在讲的,不算创见。比如“周总理跟林副主席不是一派”,这属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点儿自己见解的是指文化大革命一些现象是“宗教崇拜”——这属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运动既然是路线斗争,就有个站队问题;站队不就有派别了?当时毛主席就讲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开始审查我时还有个“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罪名,是我的“罪行”最主要的依据。作结论时林彪已死,罪名不减,理由是“你攻击时林副主席没出问题”,所以“你攻击的是党”。实际情况是:我说“‘揪军内一小撮’不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的,是林副主席提出的”,“唉,林副主席怎么会这么‘左’?太失策了!”这哪里是攻击?这是私下的评论,没有攻击的意思。后来中央文件讲,在清查“516”过程中揭发出大量的林彪乱军材料。这才明白隔离审查我们意图所在。

 

被放出来以后,我被派到部队农场继续改造。本来改造的期限是一年,但拖拖拉拉不断延期,大概当时有关部门顾不过来,最后搞成两年。

 

文革期间有个中央文件,很有名的,主题是“两个估计”: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认为解放以后十七年的教育也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所有的大学生毕业了之后都要接受工人、农民、解放军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有的要到工厂里劳动,有的到农村劳动,像我们,则到解放军部队劳动。

 

干春松:好像认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谢遐龄:你说的是毛主席一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发布这条指示时,我已经在部队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住在河北省一个村里——莲花池村。半夜里集合,绕村里土路游行几圈欢呼、拥护。完整的说法是接受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农兵的再教育。毛泽东的设计中也分成三个路子,其中有一些人直接分配到单位、分配到工厂里,还有零散下插到农村的,不像我们要专门集中起来再教育。而在集中起来再教育的这批人中,清华的毕业生则非常多,占了很大比重,因为当时清华校园里正在武斗。这也是个特殊的背景。

 

干春松:劳动结束以后,组织给您分配了什么工作呢?

 

谢遐龄:我的情况还跟别人不一样。其他人都分配工作了,我回学校继续接受审查。这是因为中间我搞了一个“翻案”,把我原来承认的一些东西推翻了。于是组织上认为我不老实。可实情是我之前被迫承认的事情很多不是事实,必须恢复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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