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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以及对研究中国社会的启示
时间:2016-8-19 下午 12:05:14,点击:0

作者:张爱华 来源:社会观察

摘要 西欧主要国家在经历了工业化阶段后,纷纷步入晚期资本主义,贝克认为个体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以及教育、劳动市场、社会流动的社会情境下,个人逐渐从阶级、核心家庭、性别地位等社会预设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成为其自身生涯的书写者。尽管个体在获得自我解放的同时面临着自我选择的机会与风险,但个体化冲击并瓦解着工业社会的封建基础。个体化理论重新界定了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变动与传统的断裂,阐释了社会变迁中行动者如何在社会结构变动中作出选择。在我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家庭领域中的代际关系、家庭责任、养老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变化,在关于现代化的各种理论中个体化理论对于理解这些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理论最早为国内学界所熟悉的是他的风险社会理论,基于全球化的背景他提出了世界正进入风险社会,恰恰在这本著作中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在国内学界却鲜有提及,那就是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理论。贝克称“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暧昧不清,甚或令人厌恶,但又却是指涉了某些重要内容的概念。〔1〕他以此概念来解释二战后工业国家尤其是德国的社会现实状况。国内学术界谈到个体化理论时更多的将它和风险社会联系在一起,进而强调个体化作为社会问题的面向。〔2〕也有学者将个体化理论放到与传统的对话的位置上,阎云翔在分析了集体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时代下岬村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后提出了农村社会个体的崛起与无道德化的个体化。〔3〕在最近的研究中,金一虹以个体化理论中传统化的面向来分析流动农民家庭中父权制的延续与重建。〔4〕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考虑,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很多都与个体化有关,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充分厘清个体化的理论脉络,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

一、个体化的理论诉求

除《风险社会》外,对个体化理论的阐述散见于贝克发表的一些论文中,以及他与Elisabeth Beck-Gernsheim合著的《个体化: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及其社会政治后果》〔5〕一书中。值得注意的是贝克的个体化概念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现代化进程而言的,在其理论体系中个体化是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或称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高级现代性(advanced modernity)、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的表征。它的产生有一定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

二战后已完成工业化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在阶级、家庭、性别等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比如福利国家的兴起使得社会成员脱离了“无产者”的状态;自由劳动市场的繁荣使得大量女性涌入劳动市场,随之而来的是家庭关系的变化,协商家庭(negotiating family)大量出现,伴随自由流动和女性解放而来的离婚率的上升以及同居家庭的大量出现;同时,传统的性别角色失去了约束力与解释力,在生育以外“男人的事”和“女人的事”不再泾渭分明,社会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景象。针对这些外部环境的新气象,行动者作出的选择与反应是耐人寻味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的出现为社会理论的产生和创新注入了动力。基于此种状况,伴随风险社会而来的“个体化”理论得到了重新界定与发展。

从理论角度来讲,贝克是在行动与结构的框架下来谈个体化的。他指出,在当今社会个体化应被视为“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的开端,一种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变形’(metamorphosis)或‘范畴转型’(categorical shift)”。〔6〕众所周知,结构与行动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两个主要分析维度。在理论界,自帕森斯而降的结构功能论仍然在学院派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结构功能论中看不到行动者的影子,整个社会中更多的是结构及其功能在发挥作用。个体化理论正是要和结构功能论以及系统论对话,将长期被压制的行动者解放出来。不过贝克并不像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那样认为结构是消解了的,贝克认为旧的结构尽管式微了,但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生出了很多新的结构,正是这些新结构的出现,使得行动者的行动有了较以往不同的意义。贝克认为,个体化是一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是个体从传统的阶级、性别、价值观中解放出来融入到新的社会制度(institution)中去。然而在第二现代性中,行动者在制度中的能动性与在帕森斯结构中的能动性是不同的,在帕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其主要向度,首先需要厘清几个关键概念。

1 第二现代性

工业时代的现代化与反思现代化。在第一现代性中制度的行动逻辑为“或然(either/or)”准则,种属之间有明显的边界,在第二现代性中则是“全称(both/and)”准则,种属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8〕也就是说第一现代性中的二元思维逐渐被日益多元化的趋势所取代。如果说第一现代性是社会自发的结果,而第二现代性则是由“强制现代化(enforced modernization)”〔9〕而引发的。事实上,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并非完全断裂,第一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如理性原则)在第二现代性中基本适用,产生断裂的是其基本制度形式。与之相对应,第一现代性中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分析理解什么是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就要清楚何为第一现代性(first modernity)。第一现代性是指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谈问题,我们所说的社会关系、网络、社区都是发生在以国家为单位的领土疆域内。第一现代性社会中的典型特征是团体的生活方式、充分就业、核心家庭、男女角色分工等,而这些都受到了全球化、个体主义、性别革命以及全球风险的冲击。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作为第一现代性表征的控制、确定性、安全等基本要素都瓦解了。资本主义社会走过了工业社会阶段,经历了早期现代化之后,进入到了一种新型的现代化。不过,贝克反对将21世纪视为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向的观点,他们认为当今社会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并未遭到破坏,而是其基本制度在发生转型,比如民族国家和核心家庭的转型,因此,我们经历的是第二现代性,或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7〕从而将现代化分为工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论”国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要转向“方法论世界主义(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10〕

2 解传统化(detraditonalization)

这里的传统是指传统纽带和工业社会的社会形式,表现为形塑阶级、家庭以及性别角色的那些规范,解传统化主要指传统作为控制行动者的作用在逐渐降低。正如吉登斯所说: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今天正在出现两个基本的变迁。在西方国家,不仅公共制度而且日常生活都在远离传统。而世界上其他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也正变得非传统化(detraditionalized)。〔11〕解传统化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相反传统通过不同方式继续繁荣,对生活方式而言,解传统化意味着行动者通过传统仪式和符号来组织活动的方式越来越少。解传统化会带来价值观的缺失,这并非意味着社会失序,行动者将被施以另一种形式的规范制约,其结果便是:传统化的个体变得依赖于劳动市场,相应的依赖于教育、消费、社会法规的规范与支持、交通规划、产品报价、医学的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建议和照顾。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种正在确立的特殊的控制形式。〔12〕

3 反思性生涯

反思现代化社会中典型的生活方式便是DIY (do-ityourself)的生活方式,由于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家庭内外,个体越来越成为组织其自身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能动因素,个体在制度化的社会环境中成为自身社会性的塑造者,从而生涯日益具有反思性。尤其是在福利国家中,由所属阶级属性而定的个人命运,转化为依赖于行动者自决的反思性命运。在这种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个体生涯从既定的命数中解脱出来,并为人们自身所掌握。……从而生活境况和进程的个体化意味着个体生涯成为反思性生涯;社会预定的生涯转化成自我创造并不断地被创造的生涯。〔13〕这个过程是与解传统化以及现代化对自身否定的过程相伴而生的。在反思现代化社会中,“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行动者(主体)所获得的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便越大,因此,改变社会状况的能力也越大”。〔14〕贝克所说的反思是一种流动的自我,是一种有灵活性(flexibility)的自我,具有反思性的自我会根据现存的结构与制度来作出相应的反应。

二、作为制度的个体化

从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个体化是一个非常社会学的概念,它蕴含了个体不断地从旧有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意味。在以往的研究中,个体化存在于埃利亚斯、韦伯、以及马克思等学者的作品中,体现在他们对中世纪宗教文化、清教徒的禁欲精神以及农奴解放的论述中。那么对20世纪下半叶来说,个体化进程中崭新而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呢?简要来说,就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在以前这种愿望只能在为数不多的人中存在,而今越来越多人对此提出了要求。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须具备两个新要素,一是个体化进程的民主化,二是社会中支持和促进个体化基本条件的事实(工作市场、培训与流动的需求、劳动与社会法规、养老金等)。〔15〕那么当现代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即第二现代性阶段,就在国家集权,资本集中,劳动分工,流动性和大众消费等背后孕育出了具有三个维度的“个体化”:解放维度,即非嵌入性(disembedding),指从历史预定的社会形式与传统语境意义上的义务中游离出来;祛魅维度,指与实践知识、信仰和规范指南有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控制”或“重新整合维度”,即新型社会义务的再嵌入性。〔16〕前两个维度可以用解传统化来概括,最后一个维度则是制度化(insititutionalization),在贝克的理论体系中在解传统化的情境下制度化是个体化的核心。

解放维度与祛魅维度属于解传统化的面向。在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中,学界对这两个维度探讨的比较多。简要来说,解传统化中的传统中的一个面向是经由工业社会延续而来的传统。在工业社会中历史预定的社会形式主要指阶级、核心家庭、性别地位。这三个要素是工业社会的基础,雇佣劳动预设了家务劳动,没有性别角色分别就不会有传统的核心家庭,没有核心家庭,就不会有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的生活与工作模式,换句话说男女不平等造就了工业社会的成功。在现代化过程中,行动者已经意识到这种现代化的悖论而不断地从社会预设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从行为层面来看,个人生活中的机会、威胁与矛盾等原本可以在家族和村社以及社会阶级或社会团体中而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越来越多地由个人自己来感知、解释和处理。〔17〕

而关于第三个即重新整合维度,它实际上是制度化过程。尽管既有的社会形式———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形式———日益脆弱,个体并非获得了完全意义上的解放,个体在现代社会的裹挟下又投入到了新的社会形式(工作市场、福利国家以及公共机构)中,他们被施以新的控制和约束。正如贝克所说,“个体确实从传统的义务和支持关系中解放出来了,但代之以劳动市场的生存束缚,服从于作为消费者的标准化方式和控制。传统纽带和社会形式(社会阶级与核心家庭)被次级中介和制度所替代,它们在个体生涯上打上印记,并使人们依赖于时尚、社会政策、经济周期和市场”。〔18〕个体化将人们置于外部控制和标准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并不意味着“不受约束的行动逻辑在真空里玩杂耍”;也不仅仅意味着“主体性(subjectivity)”。〔19〕实际上个体化在一种甚至比以前更缺少个体自主性的生存境况中出现了。这样,个体续写其个人生涯的方式伴随着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和标准化,在电视网络、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或交通系统的作用下,外部世界在私人领域内部化,这意味着现代化不再徘徊于私人生活的大门之外,生活世界在更大程度上被系统殖民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个体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化过程。

从对个体化内涵的阐释中可以将个体化视为从旧有社会结构中解放而又重新投入到新的社会形式中的制度化过程。同时在这里要澄清两点,个体化不等于个性化(individuation)也不等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个性化是从人格以及个体的独特性方面来谈,侧重的是个体的主观特质;18和19世纪兴起的个人主义与所有权以及资本积累有关。晚期现代性中的个体化是劳动力市场的产物,它侧重的是客观方面的东西,是和教育、劳动力市场、社会流动相关的个人生涯。

三、个人生活状况与个体化社会生活中的危机

个体化是一个并非通过个人自由选择而达致的社会状况。用让保罗萨特的话来说是:人们无奈地进入到个体化社会,个体化是难以抗拒的冲动(纵然是充满悖论的),它创造、设计了个人生涯及其自身环境中的纽带和网络,这些产生于变动的偏好和相继而来的生命阶段之中,而且不断地适应劳动市场、教育体系、福利国家等外部环境。〔20〕这是“强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人们被现代化潮流裹挟着书写个人生涯,这种生涯不同于工业时代由阶级、家庭、性别角色而形塑的生活状况。尽管在反身现代化社会中阶级差异和家庭联系依然存在,但它们逐渐成为个体生涯规划的背景,而不是其决定因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谋生的关键在于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教育则是获得劳动力市场入场券的必要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在教育体系、劳动市场、福利国家的外部环境中,个体成为自身生涯的规划者,教育开启了自我发现与自我思考之路,个体成为自我反思的主体,而社会流动使人们得以建立独立于传统网络之外的网络,福利国家为社会成员接受教育及基本生活条件提供了保障,同时社会竞争加剧了具有相似背景社会成员的分化。在传统社会人们生活在既定的社会关系和宗教环境中,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必须作出选择和决定,“个体必须做些什么,必须作出积极的努力。人必须要赢,要知道如何在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中表现自己———这些并不是一次行动,而是日复一日的进行着”。〔21〕这种强制性的个体生涯是“选择性生涯”( elective biography),“反思性生涯”( reflexive biography),“DIY生涯”(do-it-yourself biography)。〔22〕随着解传统化和全球媒体网络的形成,生涯超出了区域和国家界限对世界社会开放了,影响个体生活状况的因素越发复杂,生涯所面临的风险具有全球性。

个体对制度化状况的依赖越强,个体生活状况产生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DIY生涯无一例外的是“风险生涯”(risk biography),实际上是“走钢丝生涯”(tightrope biography),永远(半公开,半隐藏的)处于危险境地。〔23〕同时,在对危机的归因上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工业社会及其之前人们将影响个体生活状况的原因归结为外部不可抗力,如命运、自然灾害、战争等,而现在则逐渐将其视为个人失败事件,社会不平等转化为了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形式,表现为个人的焦虑、紧张、负罪感。心理咨询师成为人们求助的对象,个体化社会中的处理生涯危机的行动转化为寻求心理治疗的个体行动,社会不平等被掩盖了。这样看来个体化是充满悖论的,它是“不稳固的自由(precarious freedoms)”,〔24〕同时意味着“解放”和“失范”。贝克认为,当社会问题绵延不断的出现时,社会科学家有责任对此作出回应,那就是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如何整合。在检验了工业社会中的整合要素后,贝克提出在个体化社会中,集体共识、物质利益和民族意识变得日益脆弱不足以整合高度个体化社会。他并没有明确提出需要哪些整合要素,而是指出了个体化社会获致整合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体化社会的整合需要我们清楚准确地理解当前的状况。第二,人们可以成功的自由流动,并主动接受其生活中出现的挑战。〔25〕

四、个体化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联系

通观个体化理论,贝克在指出社会结构变动的同时,充分阐释了行动者的表现,并指出达致个体化所需要的条件。从理论本身来看个体化理论具有批判的意味,它破除了社会生活中那些理所当然的议程,这对重新思考平等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具体来说,贝克认为反身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的封建基础,将个人生涯从传统的社会阶级、家庭地位、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孕育了反抗自身的力量。此外,由于个体化理论是针对结构与行动而言的,这样不可避免地搁置了社会中的文化问题,导致它较多关注社会断裂的那一面,而忽视了社会连续的那一面。当将个体化理论投向不同社会时就要考虑到不同文化对行动的影响。由于个体化理论脱胎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存在于已完成工业现代化的欧洲福利国家,当把个体化理论用于解释欧洲国家之外的状况,尤其是中国的状况时,需要对个体化理论的适应性作出分析。

首先,第二现代性的问题。贝克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谈个体化问题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概念对于中国社会是否合适?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是当代社会的普遍特征,〔26〕压缩的现代性是指在文明进程中,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以非常密集的方式产生于时空中,迥然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要素的动态共存促成高度复杂的动态社会系统的建构与重建。〔27〕与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相比,欧美之外的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正在经历压缩的现代化。这样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化理论所描述的现象有适用于除欧洲福利国家之外的所有经历压缩的现代化的地区与国家的潜质。

其次,福利国家的社会环境。福利国家保障个体脱离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投入到新的社会形式中。在没有福利国家土壤的中国是否依然能产生个体化现象?正如阎云翔所指出的,当把目光投向非欧洲国家时,就看不到福利国家这个因素了,不过非西方国家会出现新的特征,比如追赶西方现代性的努力。〔28〕因此,他认为个体化概念应该走出欧洲去解释中国正在发生的状况。他将毛泽东集体化时代走出祖荫的个人与倡导现代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不完全的集体型个体化( partial and collective type of individualization),并认为在21世纪中国现代化呈现出双重特征,即个人的崛起和社会结构的个体化。〔29〕尽管福利国家这个要素是缺位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和个体化理论的三个维度相关。

第三,中西方文化的因素。关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多学者有过精彩论述,费孝通先生曾以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来概括这种差异,侧重阐述了团体格局里的个人为相互独立的个体,而差序格局中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私人联系的网络。〔30〕韩格理也曾说在中国,人性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关系性的;而在西方则为心理性的及个人性的。〔31〕在强调个人特性的社会中个体很容易突破团体束缚而获致解放,而在强调社会关联性的社会中,个体即使能从既有的社会组织中脱颖而出,其行动仍受制于网络化的社会关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肇始于西方社会变革与文化背景之下的个体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用来描述中国社会的变迁仍是一个未知数。不过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并未放弃从文化角度谈问题,他所讲的解传统化蕴含了传统价值的断裂,这同样凸显了他并未放弃将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纳入到分析中。

结合以上三方面的考虑并联系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我们发现有很多和个体化理论相契合的社会事实。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农民从集体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出现了大量离开传统社区的农民工;城市内抓大放小的改革将城市居民从单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经济改革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个体户。在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家庭及其相关领域,婚姻法与继承法的完善给个体化创造了空间。传统婚姻模式的变化(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自主决定配偶的选择),离婚率的上升(与其说观念变化在起作用,毋宁说女性工作机会大大增加,婚姻从经济上限制女性自由的功能降低了),这些都和贝克所讲的个体化的解放维度、祛魅维度、再整合维度相关,这些方面更多体现的是结构的变迁以及对人们行为的影响。

从以上可以看出,面对激荡的社会变迁,在结构功能范式以及后现代主义范式之外,个体化理论重新聚焦于结构与行动的关系上,将长期被压制的行动者从结构功能论中解放出来,将鲜活的社会体验置于可感触的社会结构之中,重新阐释了晚期现代化中行动与结构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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