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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立大学文科“关停并转”相关政策分析——兼论两种文科的现代命运
时间:2016-5-22 下午 04:28:23,点击:0

作者:陆一 /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来源:《复旦教育论坛》2016年第2期。

 

2015年6月8日,日本文部科学省的一项通知引起大学教育界轩然大波。通知题为《关于全面重议国立大学法人等的组织及业务(通知)》(下文简称《通知》),由时任日本文相的下村博文主持发出,其内容被媒体解读为要求国立大学“关停并转”缺乏实际效用的文科院系或专业。直至同年10月下村博文辞去文部科学大臣一职,相关讨论仍在发酵,并已波及中国、欧美等海外地区。然而,国家最高层面的文教政策被简单地解读为否定文科的价值、轻视文化的立场,不免令人怀疑。

《通知》中关于文科设置的争议焦点原文为:

“基于‘使命再定义’里明确的各个大学的长处、特色以及社会功能,努力进行迅速的组织改革。特别是对师范类的本科及研究生院,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系的本科及研究生院,要基于18岁人口减少和人才需要,确保教育研究水准和国立大学的使命,制定组织重建计划,积极地进行组织废止或者向社会需求高的专业领域转换。”

这项政策本身的内容涉及国立大学的文科如何定位与设置的问题,同时,这项政策落地的过程也体现出日本中央政府与国立大学间的互动与博弈,两个层面的问题在该案例中交织,都值得关注。本文首先梳理政策出台的背景与具体细节,其次分析文部科学省对待争议时的官方说明及其理据,进而站在第三方立场做出政策解读,包括基于客观数据的实情分析以及基于高等教育思想的理念评析。这些工作将消除一些跨国比较中常见的误读,也对深受中央行政权力影响的中国大学改革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1、背景:自治壁垒的松动

日本国立大学诞生于明治维新时期,从组织架构到精神、理念与文化都以当时国际上最强盛的德国大学为蓝本而建立。日本国立大学中历史最悠久、综合地位最高的东京大学建校近140年,校园内至今还保留着哥特式风格的早期建筑。经历了二战、战后美国强力介入的改制和“大学纷争”等风浪,国立大学不仅持续获得国家优裕的供养,而且享有美国州立大学和中国公立大学难以企及的自治权,这种学术自主意识根深蒂固,形成了日本国立大学高度稳定、保守的传统。另一方面,不论学校数还是在校生规模,国立大学都不是日本高等教育的主体。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日本有国立大学86所,在校学生610802人,占在校生总数21.4%;私立高教机构604所,在校学生2100642人,占总数73.4%。

天野郁夫揭示了日本高等教育存在根深蒂固的等级性结构,由于日本私立大学的设立基本金较少,其运营对学费收入的波动非常敏感。在上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大众化过程中扩招的主力是私立大学。2000年以来,18岁人口的持续减少又迫使许多私立高教机构倒闭或关闭部分就业前景不佳的专业,所以私立大学必须对学生诉求及市场的变化反应灵敏、顺时应变,而日本国立大学则缺乏这种直接的传导机制。长期以来,以学术自治的名义抗拒随波逐流、拒绝屈从社会的欲望是国立大学的骄傲,然而自治的另一面,对社会现实变化反应麻木,行动迟缓也使其受到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2004年起,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迈出了中央政府对国立大学有效管制的第一步。法人化改革从本质上改变了国家拨款机制:从原先以人头费为主、各校之间均匀分配的原则变成带有绩效考评意味、各校之间具有一定竞争性的拨款方式。于是,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有了一定的裁量空间,而政府的改革意志(或者市场的呼声通过政府)便有可能对国立大学构成切实的压力。换言之,国立大学法人化是一项基础性的体制改革,为后续政府主导的改革准备好了抓手。

许多人认为,此项2015年6月发布的《通知》对2016年4月即将开始第三期国立大学法人中期考核目标有直接的指引性。这项看似没有行政效力的《通知》必须放置到法人化改革的背景中展开分析。如果《通知》构想的组织变革得以推行,将成为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中央政府首次运用这一政策工具介入大学治理和学术事务的标志性事件。

2、过程:尊重大学自我变革

政府对推动国立大学改革并非一时起意,至少早在《通知》发表前3年已经开始了准备和酝酿。2012年,文部科学省曾与国立大学一一商讨,对大学各专业的定位和发展使命进行详细的梳理和界定,其结论被列为2013年6月14日内阁会议决议“日本再兴战略”和“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的一部分,全部文本均在文部科学省的网站上公诸于世,体现了国家振兴计划下文教系统协同一体的意识。

《国立大学使命再定义》(下文简称“使命再定义”)的文本可见,每所国立大学都各有一套分学科领域描述的使命,均包含“学部等教育研究组织的名称”、“历史沿革”、“设置目的和使命定位”、“优势和特色及其社会性职能”等个性化内容。比如,京都大学关于发展再生医疗的使命与新近获得诺贝尔奖的山中伸弥教授团队有显而易见的关联;人文类教育的使命方面,东京大学以真正理解人类的思想、历史、语言和社会,能够担当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的人才为目标,培养文献研读、资料分析、试验调查等方法论的能力并养成广泛而深厚的人文素养;筑波大学注重培养交流沟通能力;名古屋大学注重培养多元文化的理解力;广岛大学和神户大学都强调要通过研读古代经典文献获得对人类共通问题的洞察、思辨与践行能力等。同时,使命再定义的文本中确实可见多处量化表述的“第三期国立大学法人中期目标”,比如广岛大学师范教育的博士前期课程毕业生教员就职率要从第二期的63%提升至第三期95%,不免给大学运营构成切实的压力。

我们还注意到《通知》正文中引起争议的段落前一页,说明了整个改革倡导的宗旨:“关于全面重议国立大学法人等的组织及业务事项,要立足于宪法保障的学问自由和大学自治的理念,并十分注意尊重国立大学教育研究的特性,确保其自主、自律的运营。”

文部科学省紧接着《通知》一周后又发布了配套公文《国立大学经营力战略》。其中专门针对组织变革的章节题为“自我变革·推进新陈代谢”,包括四点内容:1)为了强化组织机能,促进大学间、专业领域间联合与协作的组织再编;2)基于校长裁量经费的管理改革;3)整备使有意愿和能力的教员更能发挥活力的环境4)确保配备能够担当行政管理和支持行政管理的人才。

结合《国立大学使命再定义》、《国立大学经营力战略》等材料再来看《通知》,方能把握此番改革动议的全貌,法人化之后中央政府介入国立大学制度性改革仍旧谨慎,并没有扮演直接干预的权威性角色,而是通过督促、监督大学“自我变革”发挥间接影响力。

3、回应:消除误解的补充说明

《通知》面世后,日本影响力最大的几家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等纷纷对此发表社论,7月23日“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召开记者会并发表日、英文公开声明质疑《通知》内容,掀起舆论高潮。作为回应,9月18日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局再发表《着眼于新时代的国立大学改革》文章,对《通知》引起的误读和未尽之处做了说明阐释。

首先,文中举出两项数据说明国立大学的文科教育应该做出一定的适应社会需求的改变,一是2004年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大规模“企业人才需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方面日本企业对大学教育的期待和大学宣称在教育上的重点有明显出入,见图1、图2。其中,80%受调查大学表示在文科上注重专业知识培养,但企业对此期待并不高,仅31%的受调查企业表示很期待;而对理科的专业培养65%的受调查企业表示很期待,此项文、理差异较大。而在团队协作能力方面,有28%的受调查企业对文科教育很期待,但大学文科培养中并不重视此项,仅4%的受调查大学表示很注重。另外,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方面,企业的期待也高出大学的重视程度。

 

其次,政府对未来中小学教师需求做了确切的预估,见图3。2010至2017年间,公立小学教师的需求人数一路增长3万多人,而公立中学教师的需求从2013年至2017年有缓缓下降的趋势。2017年以后,小学教师需求下降,而中学教师需求上升。从总数来看,2016年是公立中小学教师需求结束上升趋势的拐点。这组数据变化被用来支持国立大学适当调整师范类培养规模的政策建议。

 

进而,文章一一否定了对《通知》的几种解读,包括“取消人文社科本科及研究生院,向自然科学类转变” “文部科学省认为人文社科类不重要”“只重视马上有用的学问”等,并在该文中强调处在变化剧烈、没有一定正确答案、需要发挥个人主体性的未来社会,通识教育和人文社科类学问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反而马上能用的知识和技能被淘汰的速度却在加剧。

《通知》中着重指出需要缩减的是基于人口动态可预测的师范专业,特别是目前许多国立大学的师范类专业下还有一些不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为目的的“新课程”又称“0免课程”,为了提升师范类专业培养的质量,建议这些“新课程”考虑关停并转。同时,文章还指出本科人文社科类的专业分类过细,分割片面化的人文学习不能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并举了东京大学的例子来说明。东大为了培养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人类与社会知识的人才目标,纠正学生仅仅满足于本专业学习的偏狭倾向,正在构想将文学部4个专业归并合一的构想。

文章进一步承认大学不仅要开拓创造新知,还应积极担负起引领社会需求的责任,《通知》中虽然有“向社会需求高的专业领域的转换”的表述,但所有国立大学的改善目标都是基于此前各大学自主设定的“使命再确认”而非直接相应社会芜杂多变的呼声的意思。

4、现状:国立大学的文科专业

撇开文部科学省的自陈自辩,从第三方的视角来看,日本国立大学的文科(根据日本学科分类包括人文、社科、教育三类专业)目前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否需要组织结构上的改革?

首先观察培养文科学生的占比。表1显示了国立和私立的四年制大学各学科2015年的入学学生数,其中就读文科的学生人数,私立大学文科(285086人)是国立大学文科(36944人)的7.7倍以上。

 

其次,国立和私立大学总体上学科布局不同。图4比较了国立与私立大学表1所示各项数据在同类大学内部的占比。可见,国立大学的理科、工科、农科和教育的培养人数占比明显高过私立大学,反过来,私立大学的人文、社科占比则明显高过国立大学。图表清晰地刻画出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不同的学科布局倾向和在整个日本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实际分工。国立大学侧重承担需要高成本持续投入、国家意志支持的理工科,教学科研成本较低、毕业率较高的文科学术规模则占了私立大学总学生数的60%以上。

 

录取率能简单地反映大学各专业与报考考生的供需关系。图5比较了国立与私立大学不同学科大类2015年的录取率。由于国立和私立大学报考方式不同,两组录取率之间没有足够可比性,但组内学科大类之间可比。我们发现,国立大学的人文类录取率最低而社科类录取率很高,仅次于最高的保健医疗类,教育类录取率居中。私立大学的人文和社科录取率几乎相等,都居中,而教育类录取率在各学科大类中最高。由于总体上国立大学的选拔性高于私立大学,可以推论,学费低、招生规模小、录取率低的国立大学人文类教育定位侧重于精英性(选拔性)基础文科。这不是出于市场需求,而是文明和文化所承载的公益要求,理应由国立大学担当。另一方面,学费高、规模一般、录取率和社科持平的私立大学人文学科定位侧重出自个人自我完善或兴趣上的需求。

 

国立大学比私立大学的申请限制更大,具有申请资格者较少,就使得国立大学的录取率总体上比私立大学显得更高。

再通过时间序列数据观察两类大学文科招生人数的变化趋势。图6、7、8显示了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三个节点上人文、教育、社科类学生数在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总体招生数中所占份额的变化。显而易见的是,国立大学10年来三类文科招生份额都十分稳定,几乎没有发生超过1%的变化,而私立大学三类文科招生份额均有变化,具体是:2015年教育类份额提升至2005年的184%,2015年人文和社科的份额均减少为2005年的90%左右。

 

 

 

综上,国立大学享有和私立大学全然不同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使得两类大学学科分布特征鲜明,国立大学总体上侧重理工科,私立大学侧重文科。就文科教育而言,国立大学承担的学生人数为私立大学的八分之一,其中人文学科更低至十一分之一,被《通知》点名的教育类则为二分之一。结合选拔性和录取率而论,国立大学的人文学科具精英性,其教育类专业则不明显。再者,近十年来,积极应对市场需求的私立大学人文、社科、教育类人才培养规模有显著的此消彼长的变化,然而国立大学的三类文科则始终保持着10年前的规模和份额。

5、两种文科:恒久的与随需应变的

人文、社科、教育,十年来不变的份额究竟是大学精神的保守,还是管理上的惰性?实际数据不能告诉我们更多,下面从大学和学术自身的理念与逻辑出发,讨论文科的设置与变革的必要性。

以现代高等教育先行者欧美为例,哈佛大学的著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在1869年就职演说时认为:“在我们这个年代里,学院领导层唯一合情合理的目标就是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里拓展、深化和活跃美国人的教育。还要经过好几代,美国最好的教育机构才能成长壮大到需要精简修整的程度。”

艾略特的预言非常准确,1930年左右,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明确批评美国的大学“正处在一种蒸蒸日上的、重实际胜于重理念的无序状态……美国的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喧闹。我们的大学的确已增加了设施和机会;同时它们业已毫无必要地变得廉价、庸俗和机械。”他特别强调许多新生的“专业”因其实用性价值而非知性价值而涌入了大学:

“说到专业科类,我认为法律和医学有明确的理由列入其中;有教派的宗教不能列人,因为它含有偏见;或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列人;商业、新闻、家政‘学’或图书馆‘学’则当然不能列人……从历史上看,专业指‘学问高深的专业’……专业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和理想主义的土壤。此外,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

艾略特和弗莱克斯纳刚好处在美国大学发展的两个转折性阶段,敏锐地察觉到大学中专业设置的质变并作出符合当时情况的判断。现代大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学科专业设置是变化的,经历了从少数精深的以古典学问为主的门类拓展到更多新领域、新知识,并因市场的需求等显而易见的原因,缺乏节制地把一些不够“高深”,缺乏“理智”价值的专业也吸收进来的扩张过程。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可以把变化归因于社会及人类文明不断现代化演进,归因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学的巨型化趋势。就文科而言,增长的大多数并非高深的、充满知性价值的专业,而是弗莱克斯纳看来不能列入大学的实用性文科专业,比如商业、新闻、家政等等。

再看日本文部科学省最近发表的《国立大学经营力战略》中阐明了政府对国立大学定位与使命的认识:

“国立大学整体上要担当起实施世界最高水准的教育和研究,有计划地培养人才、实施大规模的基础性、前沿性、试验性的教育和研究,继承和发展那些社会和经济上需要不大但非常重要的学问,确保高等教育机会均等、贡献于激活地区建设等多样的职能。”

显然,“基础性、前沿性”的教育和研究、“继承和发展那些社会和经济上需要不大但非常重要的学问”仅指现存人文、社科、教育三类文科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这与推崇德国高等教育思想的弗莱克斯纳的观点如出一辙。

究竟什么是基础性、前沿性、具有知性价值、社会和经济上需要不大但非常重要的学问的人文学问?就其目标而言,维柯认为它致力于对人及人类社会本性的深刻理解,从而全面培育我们心灵的神圣能力,人文学问“无上的大用”还在于能使人为公民之公共的善而修养自身。帕斯卡精辟地概括,人之完美杰出的实质是其协调自身对立之德行的能力以及它占有这些德行之间所有空间的能力,白璧德进一步指出,人文的程度取决于这种融合自身相反品质的能力——内在的制约、反思,对外的同情与判断选择。人文的成就表现为人与社会平衡中和的最佳状态,中国传统中异曲同工的表述即为“中庸”。所以,人文的本命和自信在于它“所要确立的,是国家,是集体的最优秀的自我,是民族的健全理智……不仅是为了维护秩序,也同样为了实现我们所需要的伟大变革。”人文学问以优秀的人格、国家、文明为其目的,而非相反。

新兴的实用文科则完全不同。当我们将人文知识、素养与能力活用在解决具体的问题,再增加一些职业特色的技能训练,比如商业、新闻、师范、家政、图书管理等等,于是就构成了各式各样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培养,这就是两种文科的差别,前者是经典的,后者是生生灭灭的。接纳了应用性、职业性专业的现代大学有责任主动与时俱进地调整这些实效性专业设置——要不是因其实用性和市场需求这些不具有经典性的专业没有理由并立于大学。两种知识在大学中并称为“文科”容易造成混淆,弗莱克斯纳批评大学组织臃肿、目标膨胀,学术焦点日益模糊,他坚称大学只应致力于前者,派生的应用性文科不可能享有等量齐观的经典性地位。而克拉克·科尔目睹后者进入大学之势不可逆转,充满政治智慧地道出大学管理上 “唯一绝对有误的决定是认为今天(领域间的)平衡必须保留到明天。”

6、启示:学术自治与文科的存在

通过对日本大学政策的分析可见,《通知》可能表述过于简单直白,在日本的语境下显得“体谅”和沟通不足,但是政府试图推动国立大学改革文科的意图不是没有道理的。2015年在10月20日国立各所大学向文部省提出的第三期计划草案中,已经有不少大学自觉提出了改革或组织缩小的计划。其中提出人文社科类的本科学院及研究生院重组计划的有33所大学,包括名古屋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神户大学,横滨国立大学,长崎大学等。横滨国立大学将会把现有的经济学院的2学科与经营学院的4学科分别缩减到1学科。滋贺大学考虑合并经济学院与教育学院,2年后开设文理综合型“数据科学学院”,定位在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神户大学准备以培养全球化人才为目标,合并现有的“国际文化学院”和“发育科学学院”。 另外有9所大学准备废除前文提到的“0免课程”中止相关招生。其中有新泻大学,静冈大学,熊本大学等。比如,熊本大学将会在2017年停止教育学院的“区域共生社会课程”以及“终生体育福祉课程”的招生,并在第三期内将其废除。

笔者认为,这项政策案例中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行政体现了有节制的作为,例如:事先充分的沟通酝酿,与大学协商设定各具特色而非一刀切的改革目标,将改革的实际权柄赋予大学校长,将政策的过程性公文充分公诸于世,在受到舆论争议时详细地公开回应、消除误解,并使用调查数据作证等。其效果体现了国家行政当局对现代大学的治理能力。更重要的是,结合国立大学的办学定位和《通知》对部分文科的缩编动议可见,文部科学省对待大学文科设置是有所区分的:职业的、应用的文科被点名要求回应社会需求和人口变化,而基础的、经典性的文科则主要留给学术界自我裁量。

目前,市面上针对《通知》政策的大量衍生讨论往往出于对古老的人文学问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忧心忡忡。这种忧患意识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在全世界蔓延,至今愈演愈烈。近年来,从硬实力到软实力,各层面的国际竞争都会促使行政当局多多少少采取急功近利的政策。可是,人文的捍卫者要意识到,官僚的作为最多只是显而易见的冰山一角,海平面之下,现代社会盛行的商业资本主义、政治(正确性)的教条、科学主义和学术研究专业化的“命运”(韦伯语)共同夹击,构成了对人文学问笼罩性和根本性的威胁。经典的人文学问虽然曾经是古典大学的主体,如今却是现代大学组织体系中的“另类”。

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其自我形象的核心是对真理的兴趣,传播和发现关于重大问题(却未必最紧迫)是其首要使命,大学所做的其他事情则是从属的。政治的质量取决于在制度上对支持大学追求真知的理想的体现,社会中的实用主义者对这一理想的否认会导致这个社会的粗暴。对待大学创造的价值,社会和政府往往最看重当下的用处(日语所谓“速战力”),掌握大学财政命脉的中央政府在介入大学事务时应当节制而宽容,从容而非急迫的政策环境更有利于大学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学术自治不能成为大学忽视社会的声音、排斥政府建议的傲慢。大学的自治威望和对社会的有用性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现代大学应当能够同时满足追求学问的需求和其所处社会使用学问的需求,也就是同时容纳不具有“速战力”的基础学科和直接能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的工程技术学科、应用性文科等。为了前一种目标,大学依赖政府与社会的支持,而大学也理当报之以后一种服务。这个意义上,广义的文科就是一个缩影,它既包括前一种自我满足的、坚定不移的志向,也包括后一种应需服务的责任。大学只有处理好两种学术任务的平衡,才有可能把握好与政府若即若离,相依相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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