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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任剑涛:中国四波留学运动的“变”与“不变”
时间:2016-9-16 下午 08:56:38,点击:0

栏目主持:新京报记者 罗东

时间:2016年8月10日

地点:北京清华大学明斋楼

对话学者: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

1 前两波:起步于“救国”,却演变为挤入上层的一个捷径

新京报:从中学生背诵中国近代史教材中的晚清政局,到时下贴满大学校园的留学商业广告,百年来的中国留学运动,在你的理解中整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任剑涛:中国留学运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历史脉络上有中断,结构上就更不是了。我把留学生运动分为四波,第一波晚清,第二波民国,第三波是上世纪刚刚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波就是时下的大众留学运动。前三波的国家主义特色非常强,都是为了救国。周恩来的名言就可以简单概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新京报:摆在面前的是一个先进与落后的反差。我们常常提的“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应该接受不了,但怎么还是放下了姿态?

任剑涛:晚清派幼童出去留学,是留学运动先声,也是晚清政府开始自我动摇而派遣留学生的起点。此前,我们的公共记忆,就是从唐一直到清,日本在中国不断有“留中生”,不是反过来的留日生。清朝派出幼童,就是邓小平后来所说的“从娃娃抓起”,这是一个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翻转过程。

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就意味着我们的自信心动摇了。动摇了,要救国怎么办呢?人家比你先进。这一点上,中国人还是比那些顽强抵抗现代的国家文明得多,我们毕竟愿意学习发达先进文明来改变我们相对不文明的处境。

新京报:对于留学生本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到了民国,留学生的规模已经变大了。

任剑涛:到了国民党时期,经过晚清庚子赔款的一个推动,留学已变成一个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国民党时期的重要官员、社会名流,基本上是留学生。如果是非留学生,要挤入上层,是难上加难。

最明显的一个人物就是典型的“土鳖”钱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可谓是名声赫赫,但1948年选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时候,根本连提名他的都没有多少人,要当选更是匪夷所思。所以,在民国的时候,这个就是定势了,要入高层,就非得按照这个步骤走。再比如胡适,写了《非留学篇》:留学不过是手段,留学是为了不留学。结果他留学前写信给母亲说:看来,我的发展非留学一途,而别无他法。自己跑去留学,而留学回来,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凭借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身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领袖。

这些无形给整个社会一个暗示,留学欧美是人往高处走最重要的捷径,而国家也非常仰仗这部分人。

2 第三波:经过短暂中断,但国家主义依旧是基本逻辑

新京报:但留学欧美,到了共和国建立后的三十年,可没有那么“吃香”了,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这其中又是怎么回事?

任剑涛:当然了。随着1949建国之后,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我们的留学叫做不去头等强国,而去新兴强国。新兴强国的一个特点就是,“强大得不稳定”。所以苏联后来倒台,到现在,我们留苏生在心理上还过不了关。但实际上,这跟我们选择留日一样。留日的时候,连日本的租房东京和大学里的老师,都劝告留学生:你们不要来日本留学,我们都是学西方的,你们应该到西方去留学。

按照来自《西游记》的说法,要到西方去取真经,在东方国家取的是伪经,是二手货。结果呢,后来由于跟“帝修反”都搞翻掉了,不仅反封建主义,还要一锅煮地反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毛泽东干脆就不搞留学了。国内的教育也是一塌糊涂。

新京报:这个过程不可能持续。相对西方的主要国家,中国在文化上的境遇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还得学习。邓小平主政改革开放后,打开了又一波的留学大门。这时候的留学有延续前两波吗?

任剑涛:第三波留学运动势不可挡,肯定会来的,照样秉承了前二波留学运动的基本精神和道德脉络:我们是低位,我们向你们学习;我们谦恭,你们是榜样。

但随着留学逐渐收效,这波就跟前两波留学有了不同。前两波留学运动面临的,是经济萎顿,是政治动荡,国家前景堪忧。整个国家是在剧烈的摇摆中,无论是晚清还是国民党都如此。到了1978年第三波留学大潮,邓小平强调,要埋头抓经济,以经济为中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可以说,晚清以来,国家政权第一次有了要稳定下来的意愿。这个时候,导向就明显变化,国家意识形态的成分在逐渐淡化,尽管基本理念还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国家主义还是基本的东西。

新京报:国家主义的影子还是在,那在你看来,第三波留学的不同在哪里?

任剑涛:国家主义是他们秉承第二波留学基本理念最鲜明的标志,但是已发生变化,那就是专业学习回到了留学运动中。王绍光也好,胡鞍钢也好,甘阳也好,刘小枫也好,他们在九十年代留学回国后之所以能发生重大影响,就是因为在他们专业领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一点须承认。

但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他们的价值追求和专业训练之间出现了严重分离。

专业本是现代专业主义的,即韦伯说的“以学术为志业”,课堂就不能当成意识形态动员的场所。热情和爱国冲动,都该克制。但明显看到,他们的专业学习里充满着强烈的国家主义主张,价值立场和专业训练产生了内部冲撞,而勉力地把专业知识拿来运用到国家主义的宣传上。

不过,这已经跟晚清和民国不一样了。民国留学回来,直接占据国家高位,做部长、做校长,基本上来不及思考专业知识与意识形态的紧张。

第三波留学归国,仍然是今天中国学术界乃至政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国家主义价值和西方现代学术专业训练之间的张力,已经出现在中国学术界面前。公众不一定理解,但是学术界很理解。

3 第四波:变成个人发展获取符号的手段,很难掌握国家重权

新京报:意识形态和专业学术两者的紧张,如果说在他们身上出现了分离,还可以做出一种在学术和讲课上试图结合起来的努力,但你说的第四波留学生呢?

任剑涛:意识形态和专业学术之间的紧张,可能导致合一,即合一为某种政治记忆。因而,“毛国父”的表述,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憧憬,不过是对他们青少年时代自己所熟悉的那种生活方式的一种眷恋。这是合一,而不是分离。

但同时发生了分离,一些留学生不再坚信国家主义,而埋首于个人的专业知识。跨世纪留学一代中,中产阶级送自己的子辈到西方留学,基本上是选取有利于谋生的技术性专业。

前三波留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道德高尚,与为个人之发展而读书,完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晚清、民国到共和国早期,他们都能够很好相离但又合并在一起,但现在没办法了。当下的社会晋升阶梯,并没有像曾经那么敞开。尤其是,第三波留学生,依然处于年富力强、掌握国家重权的阶段。第四波留学生回来遭遇最大的一个转折,是留学不再成为向上流动的杠杆,而不过是个人发展获取符号的手段。这种手段,可以根据个体的幸运与否,个例化地获得一些关键岗位,但已是极少数。于是被迫进入技术领域,但这些专业性工作,很难为掌握国家重权打开大门。

新京报:这跟西方现代教育本身出现的专业主义,是不是也有关?

任剑涛:随着西方现代政体的稳健性发展,他们安然渡过了68风波和冷战,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争夺,于今还没有趋近于极化,专业教育确实成为西方高等教育的一种基本情形。

尽管西方也在反民主、唱民粹,但是对西方人本身来说,这种变化的剧烈感才刚刚开始(特朗普就是一个代表)。而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感受还会慢半拍。今日西方大学,仍然是一个专业化教育的氛围,不是意识形态的战场。西方课堂上,没有教师热情万丈地教怎么救国、热爱自己的民族、怎么样把处于水生火热中的民族解救出来。

因此第四波留学生回来后,只能进入对口的专业领域,使得国家主义的冲动或价值潜伏下来。他们在网络上可能还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的表现,比如“小粉红”。但国家并没有敞开他们建制化地表达国家主义冲动的空间,只是社会舆论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思想市场中的竞争,他们并不是主流。

这无形中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熏陶”:回去规规矩矩搞专业,热情没用,没人买帐。这时候,国家主义的价值和专业的素养之间,就隔离开来。国家主义冲动变成业余表达的情感,日常要服务的是专业工作,跟第三波、第二波甚至是第一波留学生比,完全是两回事。

1916年,胡适(前排左一)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授、同学合影

4 反思留学运动:中国需要能在激进和保守之间找到一个稳健的现代发展道路

新京报:你谈到这里,突然想到这两年来在网上时常看到的一个情况,有的第四波留学生站在一个看起来是反思的立场,通过表述留学国家的不足,来打破乃至指责国内人对西方幼稚的想象,批评国内对国外认知的肤浅、简单和草率。当然,中国发展水平在三十年来的急速成长,提供了多方位观察西方国家的底气,但应该不止于此,他们在表述中还明显带着一种保守或你概括的国家主义倾向,你怎么评价?

任剑涛:很难说他们是保守的,实际上是一种畸形自尊傲慢感的表现。第四波留学一代对我的这个分析可能愤怒。

他们是在以留学经验傲慢地抬举自己的身价,把公众断然区分为两波:“我们”有优越感,有发达国家生活经验,“你们”没有,因此有资格教育你。他绝对不是说西方不行,不行的话,到西方留学干什么?而是说回国来,他的优越感怎么来的。这个优越感,本身就意味着你还是以西方留学背景自傲,只不过没有得到公众认可。刚刚说的挤出效应也好,技术分化的工作也好,或公众的不买账也好,他们在极化的状况下一定要抬高自己的身价——我要保持我教育者的尊严。这是其一。

第二,是他因应于社会舆论而寻求自己“优先落地”机会的一种手段。

今天的中国要脱离西方的“学生身份”——我们的GDP世界第二,我们不向你们西方学习,而且你们遭遇了98年金融危机,接着是08年经济危机,因此你们没有自信心。

你们没有自信心,我们却有自信。这个氛围对留学生来说是一个挑战,应对这个挑战,本来该说明西方是在一个发展周期当中,总体上是度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现代国家,不可能再被打回贫穷落后的原型。因此,他应该告知他的祖国和人民,西方这个是一种正常发展周期而已。

但如果这样说,他跟公众舆论就拉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公众本就不买账,国家又有挤出效应,他如果再站到理性的一边,就等于自觉边缘化。为了不至于边缘化,他选择的是既有教育优势又迎合主流舆论的一种姿态。在这一点上,跨世纪留学群体的社会舆论介入方式,严格说来,在道德上是非常低位的。

新京报:但第一,他们确实有在西方国家生活和学习的经验。第二,他们回国后尽管不能像前三波留学生那样获得声望或权力,但大多数毕竟还是中国社会精英的一部分,未来的影响不可小觑。在你看来,该怎么办?

任剑涛:经验不等于判断力。这也是西方一些幼稚左派在西方生活了一辈子,发出非常幼稚的民粹议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毛泽东说得好,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上中下——不要以为留学西方,对西方就有了判断力。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发达时要找落后的写照来显示自己的发达,落后时要找先进的典范,以确立自己发展的方向。所以,落后国家不见得就丧失了判断力。真正丧失判断力的,是在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穿越的这些人士,搞不清楚谁先进、谁落后了,因此丧失了判断力。丧失了判断力,经验就是可怕的负担。

在这个意义上,留学生要看清自我、社会和国家,既不保守,也不激进,这是他们成为引领中国现代化健康力量最重要的保障。

实际上,中国的激进运动,来自本土的力量很小,基本上从海外拿进来。端赖于留学生,尤其是留日留法留苏的群体。而政治保守主义,也来自于国外,来自于晚清掌握国家重器的家族成员,譬如说陈寅恪和学衡团体——家庭地位非常高,生活非常优越,不为读学位所困,有的到欧美留学居然达数年或达十数年之久——他们成为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创始人。

今天的中国需要在激进和保守之间找到一个稳健的现代发展道路,由于留学生群体事实上处于中国精英的中坚地位,因此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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