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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峰:精准扶贫须首先提升脱贫的内部驱动力
时间:2016-8-20 下午 02:42:30,点击:0

注:本文的主要观点已经在《学习时报》2016年8月18日第5版上发表,详见:学习时报

 
近年来,笔者曾经到云南、贵州、西藏、新疆、青海等多地贫困人口集中的地方调研,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少贫困人口集中的地方政府并不愿意摘掉贫困的帽子,有的贫困居民和家庭也缺乏脱贫的意愿和志向。原因是,一旦脱贫,就没有定期的扶贫输送了。这可能跟各种扶贫投入力度加大有关系。近年来,国家的扶贫力度加大,扶贫输送的量非常可观,因此一旦脱贫,一大笔扶贫资金等各种支援可能就失去了。对于习惯于外部输送的当地政府和贫困居民来说,这无疑意味着是不小的“损失”。于是,一方面我们不断帮助脱贫,另一方面受助方却没有脱贫的积极性。这样的现状,对于贯彻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是很不利的。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从此我国的扶贫工作开始由粗旷型向精准型转变。这是我国扶贫模式的一个巨大转变。在精准扶贫模式下,必须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这就要求扶贫工作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贫困居民,实行谁贫困就扶持谁的总体办法。目前,我国仍有7000多万人没有脱贫,这对我们国家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一个巨大的障碍。现在距2020年还有不到4年时间,要确保7000多万人全部如期脱贫,任务非常艰巨。如果要啃掉几十年来扶贫剩下的硬骨头,就必须首先提升他们的脱贫意愿,帮助他们树立自主脱贫的志向,让人们在主观上彻底地从“要我”脱贫转向“我要”脱贫。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如果不从贫困地区和贫困居民的内部驱动力着手,即使精准化地扶贫,可能还是无法真正达到脱贫的效果。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贫困地区人们的脱贫内部驱动力呢?笔者认为,至少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大力解放思想破除旧观念束缚,从“无法”脱贫转向“想法”脱贫。在以往的粗犷型扶贫模式下,有的贫困地区人们长期以来思想上形成了“等、靠、要”的定势,甚至极少数人不以贫困为忧虑,反以贫困为资本,将扶贫当作理所当然,心理上依赖扶贫,经济上等着扶贫,文化氛围上索要扶贫。有少数地方政府官员甚至将扶贫当作权力资源,当作直接或者通过受助人间接“捞好处”的渠道,对扶贫资金层层截留。少数人甚至认为,脱贫了,就没有扶贫经费来了,捞好处的机会也就没有了。因此,思想上完全不愿意脱贫,常常以“无法”脱贫为借口,期待继续“保持”贫困帽子。这样的思想观念和脱贫态度,是精准型扶贫方式的巨大障碍。必须彻底转变等靠要的思想,让贫困地区人们的脑筋开动起来。也就是要首先解放他们的思想。解放思想是一种很高的要求,不仅仅是要让贫困地区人们愿意脱贫,想脱贫,而且还要充分调动群众的智慧,让贫困地区人们主动开拓脱贫的办法和渠道,积极主动地相反设法脱贫。应该承认,有很多贫困地区确实是条件艰苦,脱贫致富的渠道十分有限。但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绝不能在贫困面前总是无计可施,除了两手一摊之外,就完全无可奈何地等着救济。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我们的精准扶贫在提高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时,应该首先想法设法让人们破除旧思想的束缚,大胆地敢闯敢干,主动求变,才是最佳的选项。
 
其次,要重视良好基础治理的激励作用,从“羡慕”脱贫转向“感受”脱贫。笔者发现,几乎所有贫困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缺乏良好的基础性治理。所谓基础治理,就是跟民生直接相关的治理,例如道路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水平及其管理、公共卫生条件及其治理、教育优先发展程度及其治理等等。人们常说:人穷志不短。因此,再穷也要把生活的基本治理抓好,创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良好的道路交通,超前的教育设施等。这样的基础治理不一定要多么高大上、多么高科技和发达,但建设好管理好,往往非常有激励作用。到英美发达国家去看看,你会发现他们的偏远地区甚至城镇都非常普通,没有多少高楼大厦,但是管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在这样的环境下,人自然而然会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愿望。相比之下,我们的贫穷地区则十分脏乱差,到处垃圾遍野,污水横流,道路泥泞,灰尘飞扬,蚊虫苍蝇满天飞。看不到小乡村的幽静和古雅,也看不到生活的悠闲宁静。洁净的空气下却是动物园般的污秽不堪。这样的基础性治理不可能催人向上,只能鼓励人们懒惰和安于现状。笔者以为,扶贫一定要先用基础治理的改善去扶志。
 
其三,要切实消除各种脱贫对抗性因素,从“短暂”脱贫转向“长期”脱贫。在脱贫过程中,某些因素是不利于甚至阻碍或反对脱贫的人为因素,笔者称之为脱贫对抗性因素。例如,懒惰、吸毒、赌博、愚昧、迷信、排场、虚荣等等就是典型的脱贫对抗性因素。这些对抗因素跟天然的资源匮乏、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灾害灾难等不同,往往都是人为造成的,是人性的负面因素造成的,往往可以通过个体的生活态度和努力加以克服的。而资源匮乏、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虽然也是脱贫的巨大障碍,但往往是超出个人能力的因素,需要社会整体予以一致努力,共同联合,才能克服。在脱贫过程中,应该将脱贫对抗性因素(个体性人为因素)与天然障碍因素(非个体人为因素)加以区分、归类,一揽子加以治理,才能找到脱贫的明路和愿景。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应该尽力消除各种人为对抗因素对脱贫的不利影响。只有消除了这些人为对抗因素,脱贫才能保持持久。否则,即使脱贫目标实现了,也可能很快返回到之前的贫困状态。
 
其四,要实行优先脱贫并兼顾均衡脱贫,从“少数”脱贫转向“大众”脱贫。精准脱贫需要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实行一户一策,对有条件的扶贫对象,要引导其优先脱贫,然后再进一步走向大众脱贫。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可能会出现少数人脱贫大部分人继续赤贫的状况。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脱贫能力不同、脱贫意愿不同和主观努力程度不同等多种因素的。我们最容易把扶贫当作要完成的任务加以看待,以为能帮助脱贫一个算一个。其实,这样的优先帮扶,并不是最佳的帮扶路径。因为有能力优先脱贫的,往往是脱贫难度小的。如果我们反过来做脱贫工作,从脱贫能力最差的给予帮扶,则极有可能会产生很好的“倒逼效应”,迫使有能力优先脱贫的人群形成内部驱动力。当最没有能力脱贫的人群摆脱了贫困的时候,那些有能力脱贫的人们就自然会自我加压、自我努力了。所以,笔者以为,从最差的做起,让有限的扶贫资源用在最需要帮助的人们身上去,尽管难度最大,但却最容易摆脱少数脱贫模式,而走向大众脱贫的均衡化发展结果。遗憾的是,在现实的扶贫中我们往往考虑的是少数人优先脱贫,而不是大众脱贫被优先考虑。这样一来,内部驱动力就自然而然不能被充分发挥出来。
最后,要充分发挥先行脱贫的示范效应,从“逼我”脱贫转向“学习”脱贫。当前,在精准扶贫的思想指引下,许多地方和部门正全力按照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诸多精准要求去有计划地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在具体的脱贫策略上,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从而全面打响脱贫的攻坚战。为此,有些地方扶贫投入不少。然而,实际效果却仍然不能尽如人意。笔者个人以为,这其中还是有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的问题。在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下,完全形成了向贫困宣战的压倒性舆论态势。有些贫困人群甚至可能因此而以为在“逼我”脱贫。无论走少数脱贫路子还是大众脱贫路子,都会出现先富与后富的差别。先行脱贫尤其是那些脱贫能力差的人群的先行脱贫,会有很好的示范效应。问题是,我们应该在经济上和物质上扶贫的过程中,首先搞思想扶贫。除了要让贫困地区人们思想解放和“开窍”之外,更要宣传各种大众化的脱贫案例,激发人们的脱贫热情,调动其学习积极性,使其内心真正向往脱贫,形成脱贫的强烈愿望。要让先行脱贫者具有真正的示范性、可学习性和可模仿性,使成功经验具有可迁移性,才能激发大多数人的内部动力。比尔盖茨当然是值得羡慕的富翁,但对绝大多人来说不可能模仿之。而如果身边最底层和平凡的人有摆脱贫困的经验,则可学习性就完全不同了。
 
总之,笔者主张,要大力采取各种方法去调动贫困地区人们的脱贫内部动力,让内因首先发挥作用,然后再从外部扶助之。这样,才能真正把精准脱贫做得有成效,做得彻底。
 
注:本文的主要观点已经在《学习时报》2016年8月18日第5版上发表,详见: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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