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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到“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转换
时间:2014-7-15 下午 09:57:33,点击:0

作者:唐爱军 * (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北京 100091)

摘要:马克思主义内在包含了革命和建设两大话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性地运用两种话语体系,解决中国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着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话语体系转换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革命话语;建设话语;话语体系转换

任何理论都会根据自身主题构建出某种话语体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历史任务的转换、时代条件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需要构建出不同的话语体系,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自己时代的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的两大话语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话语体系主要是由其主题所规定的。“革命”与“建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主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工作无非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批判旧世界”表达的就是革命主题;“发现新世界”表达的就是建设主题。社会主义革命包括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以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实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变,即“革命”。第二个阶段,无产阶级要消灭“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经过一系列“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进程”,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解放。实现“环境和人”的改变,即所谓的“建设”或“发展”。
围绕这两大主题,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一是革命话语体系。它以批判资本主义,尤其是批判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为中心话语,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构成革命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在此话语体系的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革命和社会批判理论,否定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其主要的理论特征。二是建设话语体系。它关注未来社会的建构,寻求更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形式以及实现这种社会形式的现实途径。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其界定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只有通过长期的发展,特别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才能实现这样的社会理想。对于未来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的实践来说,马克思主义展现出的是建设性和建构性。两大主题、两大话语体系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新社会的建构是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历史时期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导向新社会的,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构成批判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目标,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构成它们的历史任务。
客观地说,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话语、显性话语,建设成为显性话语后面的隐性话语,甚至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出现这种情况,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有关。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其主要任务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批判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揭示无产阶级的异化生存的现实。可见,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表现出革命性、批判性的一面。

二、革命话语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准确地说,是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由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生活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之实践提供了历史条件。自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解决民族与人民的“生存”问题,只能靠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毛泽东也是在革命话语框架中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如他所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当然,毛泽东不是囿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对立的经典话语,而是立足中国国情,从“敌、我、友”三个维度分析中国革命的主体、依靠力量以及革命对象。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而帝国主义、官僚阶级以及大地主阶级则是革命的对象。尽管“敌、我、友”的话语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话语有很多不同,但它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革命话语框架之中的。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和道路等诸多问题上,毛泽东都创造性运用了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话语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开始失去了与新实践相结合的条件,应当根据新的发展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的转换。可惜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转换从来没有顺利进行过。党执政之后,毛泽东集中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防止政权变质;二是保证人民的平等。这两者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性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所决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党在执政中出现了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发展商品经济,激发创造物质财富的源泉必然会导致贫富分化、拜金主义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客观现象,要通过不断推进现代化如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化等措施来解决。但是,毛泽东还是运用革命话语、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分析这些问题,认为我们党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阶层、发展商品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后,我们党将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规定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它实质上是理论上的革命话语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
不同的话语体系体现出不同的思维形态。1978年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没有转换,意味着人们还是停留在“革命思维”之中,用革命思维去思考革命后的事情,那必然导致失败。

三、作为建设话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反映到理论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实质上就是建设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这是由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和我们的历史任务所规制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为马克思主义的建设话语之展开提供了时代条件和发展动力。
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意味着,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建构性逻辑”与中国“现代性逻辑”有机结合起来了,形成了建设话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围绕这样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采取“建设”的话语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其思想史意义在于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性、建设性维度“发扬光大”。邓小平十分强调解放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将人们从革命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建设话语”。除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立足于不同发展阶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它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概括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主要有六个方面的表现:
1、从阶级斗争史观到生产力史观
对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的当代阐释,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起点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话语转变的重要基点。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自产生阶级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最根本”的层面上,忽视了阶级斗争背后的生产力决定论,甚至重视发展生产力,被视为“庸俗生产力论”。建设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史观到生产力史观的转型,恢复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本质论集中反映了生产力话语的回归。“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因素。之后,“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强调了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
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我们党还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论证生产力决定论。从“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 “根本任务”逻辑线索中,自然引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结论。如果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点”,那么,经济建设、生产力发展则是“第二个结合点”。此外,生产力优先性的确立,也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在革命话语体系中,由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很容易导致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批判。而在建设话语体系中,市场经济是有理论合法性的,因为它是现阶段中国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
2、从“消灭”到“利用”资本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观从结构要素和抽象制度论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是截然对立的,实现社会主义首先就是消灭资本主义。这种观点不断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作为自身的合法性根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与此同时,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以资本主义行将衰亡为预期,进一步渲染了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和社会主义的“先进性”。邓小平摒弃了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从物质基础和现代化建设角度看待社会主义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将“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结合起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充分意识到两种社会制度会长期共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上,我们实现了从“消灭资本主义”到“利用资本主义”的思维转型。“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 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 邓小平的表述更为明确:“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3、从革命逻辑到改革逻辑
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寻求现代化的历史。“革命”与“改革”成为探寻现代性逻辑的两个关键词。一百多年的历史构成革命与改革相互交织的历史循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前,“改革”(改良)话语主导着现代性逻辑;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现代性逻辑从“改革”走向了“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革命”话语的终结,它一直主导着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整个中国才逐步实现“革命”到“改革”的转型。三十多年的发展,让“改革”成为时代最强音。在现代性逻辑下,我们发现,革命强调政治的优先性。政治是一切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强化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反映的就是现代性逻辑从政治维度转向经济维度。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性建构破除政治现代性逻辑,为确立改革话语开辟道路。在确认社会主义制度的连续性的前提下(革命的必要性不复存在),改革话语从经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角度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如果说,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动力,那么改革就是经济社会变革的动力。
这里有必要对邓小平的名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略加分析。这一论断难道说明,改革还在传统的革命话语体系中吗?显然不是。传统的革命主要指政治革命,以变革政权为主要内容,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手段。而把改革比作革命,主要是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说的,它以生产力的变革为核心。为什么改革是一场“革命”?第一,同革命一样,改革的性质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第二,同革命一样,改革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直接动力。第三,改革与革命都会给社会带来根本性、广泛性和深刻性的变革。为了意识形态的连续性,邓小平没有彻底抛弃革命这一传统话语,甚至借助于它强化改革的合法性。但我们要清醒意识到,改革已是在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中被呈现出来。改革只能在建设话语中才是合理的。
4、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党的十六大论述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第一次明确提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问题。应该说,建国以后,我们党就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变”。但建国以后,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并未实现与“地位转变”相适应的“角色转变”。所谓的“角色转变”,一是指与执政地位相适应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二是与执政地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革命党和执政党的“角色差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的任务。革命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掌握国家政权。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二是党的功能。在革命话语中,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对这一观点,毛泽东有过论述:“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 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段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现代政党理论主要从利益表达和整合角度分析政党功能。不同群体通过一定政党表达利益诉求,而执政党对各种利益进行整合。三是党的领导方式。在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方式是一种包揽一切、高度集权的方式,表现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现象。这种领导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执政党的领导方式首先是要处理好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逐步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当邓小平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时候,说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不断推进这一转型。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党的建设理论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换。比如,执政能力建设思想、“两个先锋队”思想、党内民主思想、制度建设思想等都是建设话语的具体体现。
5、从“斗争思维”到“和谐思维”
从“斗争思维”到“和谐思维”的转变是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话语转变的显著表现。这种思维方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矛盾。革命时期,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所以,在思维方式上,特别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你死我活”的革命现实决定了人们的“斗争思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断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建设时期,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由此,我们更应注重矛盾的同一性,破除“两极对立”思维,树立“共赢共生”思维。二是如何解决矛盾。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只能通过阶级斗争、革命方式解决矛盾。在和平建设时期,主要通过民主法治的手段化解社会矛盾,整合不同群众之间的利益冲突。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没能从根本上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很长一段时期,“斗争思维”不断被强化,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处理矛盾问题。毛泽东虽然创造性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但该理论还是没有脱离革命思维和阶级斗争的框架。“人民”和“敌人”的两分法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前提,而它与现代公民理念和法治思维是异质的。直到“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才标志着我们党从根本上促进了从斗争思维到和谐思维、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和谐社会理论是建设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将“和解”、“和谐”规定为理想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并践行了这一原则,将社会和谐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一种错误思维从根本上被破除了:阶级斗争、社会对抗是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
6、从“阶级解放”话语到“人的解放”话语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主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要经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两个阶段。前者指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政治上要成为主人。后者指人们在经济社会领域获得彻底解放,成为真正自由发展的个人。
人的解放主题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主要形成了“阶级解放”和“人的解放”两大话语。近代中国首要任务是救国存亡,人的解放主要是把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人的解放主要表现“阶级解放”。阶级解放一方面表现为政治革命,消灭剥削阶级,人民大众翻身做主人,根本上变革旧生产资料所有制;另一方面表现为一种集体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个体的解放诉求让位于民族利益。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话语转化为“人的解放”。人的解放一方面表现为社会革命,通过经济社会发展,让人们不断获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个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人的解放表现为一种“个体解放”,强化了个体价值启蒙话语,个性、人的自主活动、公民权利、个体幸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立足点。

四、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转换的根本目的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更好地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结合革命与建设之间的话语转变,我们认为,主流意识形态要牢牢掌握话语权,需要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有所突破:
1、面向“中国问题”建构新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增强理论的实效性,否则就没有话语权。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是由问题域转换所决定的。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围绕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初级阶段)、价值目标(以人为本)、动力机制(改革开放)、基本布局、内外部条件、依靠力量、领导力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话语体系建构。人们耳熟能详的“发展是硬道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中国梦”、“打铁还须自身硬”、“记得住乡愁”等都是破解中国问题的话语。这意味着不宜再用过去的革命话语推进话语体系建构,甚至解释当代中国实践。比如,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现象,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解释,而应当树立“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思维。又如,针对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化、利益矛盾、利益表达等问题,我们应当树立现代政治文明和民主法治思维,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民权利、人民主体、社会责任等价值理念都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2、用中国理论话语体系解读中国现代性
经过九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艰辛奋斗,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奇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举世瞩目。但不可否认的是,理论界一些人还是习惯用西方概念和话语解释中国实践,把西方国家的地方性话语提升为“普世”话语,把中国当作西方话语的试验场,在现实中常常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比如,一些人用西方自由主义解释我国的市场经济实践;用“公民社会”话语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用“普世价值”话语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放弃话语权,陷进西方“话语陷阱”的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了迄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作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中国现代性”的塑造。我们要让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清楚地了解并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现代化模式的道路。现代性是多元的,西方现代性话语无法诠释中国的现代性。我们必须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民主原教旨主义等话语解释得了的,它们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话语体系解释。总之,我们要打破对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崇拜心态,树立理论自信自觉,借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现代性,争取掌握国际话语权。

附作者简介:
唐爱军(1984- ),男,江苏盐城人,哲学博士,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理论。2009—2012年,博士就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导师吴晓明教授。博士论文题目是《论韦伯现代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博士毕业获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2012年7月,入职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现承担国家社科青年项目——“转型社会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研究”课题。自工作以来,在《哲学动态》、《道德与文明》、、《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研究》、《理论视野》、《东岳论丛》等核心刊物发表或即将发表文章二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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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爱军(1984— ),男,汉族,江苏东台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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