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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期刊生存发展的几个问题
时间:2013-11-11 下午 02:22:48,点击:0

作者:张耀铭(《新华文摘》前总编辑),来源:云梦学刊

2012年,对于中国报刊界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2012年,对于中国学术期刊界来说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有两件事作为标志:第一件事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根据《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暂行)》,6月公示了第一批100家入选名单,每种每年40万元,“通过有重点、持续性的资助,促进我国学术期刊改善办刊条件,提高办刊质量,扩大学术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这无疑是传达了正能量,使学术期刊看到了一点光明。第二件事是新闻出版总署在7月发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这个办法在“转企改制”的市场化导向以外并没有新的改革路径。这与中办19号文件属于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主办的非独立法人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编辑部“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显然存在矛盾。所以实施办法出台之后,在学术界和期刊界引起一片哗然。《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认为转企改制的后果不堪设想:一是学术期刊将与学术研究母体相分离,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人才流失无法避免,近年来学报推进的编研一体化,使许多著名学者走入学术期刊编辑队伍,转企必定使他们选择离开期刊而回归科研队伍,这可能使学术期刊从此一蹶不振。三是高校期刊的门户壁垒无法打破,大型学术期刊集团并不能因转企而自然形成。四是市场化后得不到足够资助的期刊只能靠收费维持,提高学术质量只能是空想,市场混乱是可以想见的。五是与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必然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弹。①《清华大学学报》主编仲伟民指出:“单纯的‘转企’是政府犯错,期刊吃药,疗效不会明显。”②面对众多质疑,以及新闻出版总署机构的被合并,“实施办法”是否继续推进?一时间充满了悬念。

2013年6月7日,全国新闻出版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蒋建国给予明确回答,“当前的重点任务是继续推进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为此,蒋建国提出几点具体举措:一是推进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改革。在做好第一、二批3388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扫尾工作的同时,提出和确定第三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名单,并组织实施。二是推进报刊出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依据报刊的性质和功能,提出和确定时政类和一般时政类报刊的具体名单,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确保报刊出版事业单位改革与整个事业单位改革同步推进。三是推进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出版单位改革。明确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认定标准,分期分批确定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名单。四是推进报刊编辑部改革。按照《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确定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报刊编辑部改革,切实破解报刊业小、散、滥的结构性弊端,实现报刊业转型升级。五是推动组建报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在国家层面,着力推动具备条件的中央部门单位组建专业性报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在地方层面,着力推动各省区市以党报党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和实力雄厚的行业性报刊出版单位为龙头,组建大型综合性或专业性报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面对当前倒逼“转企改制”的客观形势、数字化的严峻挑战,社科学术期刊如何生存发展?我以为要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对挑战,苦练内功全面提升内容质量,才能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学术期刊,无论管理体制如何变化,岁月如何洗礼,但优质内容是安身立命之本,也是读者不变的选择。因此办刊人,必须执著坚守“内容为王”的理念,不能见异思迁。本文试图对关系中国学术期刊生存发展的八个问题,做些简单的分析,供大家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转企改制与发展模式
  
改革是大势所趋,这恐怕是不争的共识。但相关部门在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时,必须将各种因素协同整合,集聚各种改革主体制度创新的能量,增强“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实用性,从而使改革方案更具可接受性与操作性。时至今日,第一批报刊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批改革各省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截止2012年上半年,上海期刊已有90家进行了转制。拥有12种期刊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拥有4种期刊的上海社科联、拥有11种期刊的上海大学、拥有9种期刊的上海影视集团等机构,都已经组建了期刊社或期刊群。2012年9月,湖北省文联旗下的《今古传奇》杂志社进行整体转制,将8个独立刊号全部整合,成立了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12月,由《中国三峡工程报》、《中国三峡》杂志和《中国三峡建设年鉴》等3种报刊单位组建了长江三峡集团传媒有限公司。2013年2月,山西科技报刊总社通过划转、整合等方式又从山西省发改委、农业厅、卫生厅等部门“接收”了8种报刊,组建了囊括科技、科普、健康、养生、农业等多个门类、拥有10种报刊的山西科技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等等。目前,转企改制的期刊大体有三种发展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秉承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向多元化、多层次方向发展的有限公司架构,如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组建的全资子公司,于2010年6月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2010年10月正式注册成立,是专门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经营管理、技术咨询、广告发布、发行销售、业务培训、数字出版等业务为一体的专业化出版机构。期刊公司通过深化与加强期刊出版集约化生产服务、数字化平台服务、市场推广与营销、国际化交流服务、办刊队伍培养与建设等多管齐下的措施,通过尝试建立资本纽带、法律纽带、服务纽带等期刊出版合作模式,不断吸引学科代表性、行业代表性、地区代表性的优秀期刊加盟期刊公司。在学术期刊质量审读、联合印制、集成编排、联合发行、系统培训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目前期刊公司已汇聚了265种专业期刊,形成了以地球科学、生命科学、技术科学等为主体的科技期刊学科集群,构成了我国科技期刊出版的第一方阵。这些期刊,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加盟的形式进入期刊公司的。
  
期刊公司创新了科技期刊合作出版模式,建立了三条新型出版纽带关系。其一是资本纽带,即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期刊主办单位共同投资设立期刊杂志社或联合编辑部,与期刊建立资本关系,通过这样一种资本纽带,投资双方可以长期共享期刊的内容。其二是法律纽带,即加强与期刊主办单位合作,通过编辑与经营分离,发挥各自优势,促进期刊发展,使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期刊的第二主办单位或出版单位,与期刊建立实质性的法律关系。从源头开始实施全程管理,从而共同负责提升刊物学术水平。其三是服务纽带,即提供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期刊公司现有期刊出版部、编辑业务部、生产业务部、数字出版部、业务发展部、市场部、综合管理部等7个部门,专业服务于科技期刊出版全过程。基础服务包括录排、平面设计、校对、质检、审读等。增值服务包括发行、广告、营销、培训等。其增值服务采用收入分成模式来保障中科及群内期刊的经济利益。

第二种模式是参照《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提出的,对于在国家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中具有领先水平、能代表国家学术水准,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转为期刊出版企业条件不成熟的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可暂时保留,但要建立由科研部门分别编辑、出版企业统一出版发行的运行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启动了院属期刊改革工作,改革的核心是“五统一”(统一管理、统一经费、统一印制、统一发行、统一入库)。截至2013年4月,有近70种期刊的“两统一”都交给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的统一印制、统一发行,囊括了排版、设计、材料选择、工艺要求、征订、邮发、零售和宣传推广等所有环节,在具体交接中特别强调“提供最好服务”。在委托合同中,出版社还明确提出“确保2013年期刊销售收入不降低,并把增加部分提取50%用于宣传推广”。而有关印制等成本,也明确由中国社科院与社科文献出版社统一结算,发行收入则上交院里,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由于各刊情况不一,出版社和编辑部也采取了相对灵活的合作方式。通过管理机制的改革创新,编辑部集中精力做好内容的审读和把关,努力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准,希望在更大平台上作宣传推广工作,使发行量显著提升,期刊也获得更大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出版社承担印制和发行等,利用自身专业化的队伍和营销的渠道,最终达到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扩大发行、改进服务、提高效益,通过发挥优秀期刊的集群效应,能让出版社的品牌价值有更大的提升。对这次改革,大家都寄予厚望。

全国高等院校也陆续启动了学术期刊的改革,将高校学报和学校科研机构办的专业期刊整合成“期刊中心”或期刊社,成为大学直属正处级的事业单位,实行分级办刊、统一管理,如中国地质大学期刊中心、西安交通大学期刊中心、宁夏大学学术期刊中心、天津大学期刊中心、北京科技大学期刊中心、太原理工大学期刊中心等,浙江大学期刊中心则属浙江大学出版社管理。期刊中心的职责,大体分为八项:(一)负责组织校内有公开刊号的期刊编辑部(杂志社),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和学校关于期刊管理的指示、通知、规定。(二)督促检查具有公开刊号的校内期刊编辑部(杂志社)按照学校批准的办刊宗旨、办刊方向,办好刊物。(三)加强编辑部的队伍建设和各期刊编委会委员、主编(副主编)、主任(社长)和副主任(副社长)的聘任组织工作。(四)负责期刊创办、注销、变更、出版增刊等事项的审查和报批手续。(五)负责组织具有公开刊号的校内期刊参加国家有关部门开展的年检、审验和评比工作。(六)负责有关期刊编辑部办刊经费使用的监督和管理。(七)负责组织有关期刊编辑的职称评聘和编辑业务培训,协调各期刊与挂靠单位的关系。(八)完成学校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这些期刊中心或期刊社,主要是负责对期刊的协调、指导、监督、检查以及日常管理工作,并没有建立起由科研部门分别编辑、出版企业统一出版发行的运行模式,但已具备了雏形架构,为下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种模式是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目标是打造专业性强的精品期刊集群。以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21家学报主编提出的“名刊工程”专业化发展方案,即“联合创办数字化专业期刊”的设想。具体做法是:成立联合编辑部,对纸本综合性学报拟发表的文章进行同步数字化、专业化重组,在主要一级学科联合打造“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通过中国知网进行传播。目前,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已推出12本一级学科专业期刊: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学报》、《文学学报》、《哲学学报》、《历史学报》、《政治学报》、《经济学报》、《法学学报》、《社会学报》、《教育•心理学报》、《传播学报》、《民族•人类学报》、《艺术学报》,以及《三农问题研究》、《儒学研究》等专题期刊,还准备围绕学术热点问题继续创设新的专题期刊。这个模式有三个特点:1、变一校一刊、各自为政的综合性期刊,为打破校域界限、集中名校科研优势的系列专业期刊。实现专业化;2、名刊综合性学报与系列专业期刊相依共存、各展其长:在论文组合上,分别以综合性与专业性见长;在出版载体上,分别以纸本和数字版为主;在出版时间上,完全同步或后者更早。实现集约化;3、系列专业期刊通过中国知网进行传播。中国知网将在技术层面全面配合,并在知网首页设立专门入口,可进行仿纸本的全本阅读和进行各种检索,并向专家学者定点推送;还将为系列专业期刊建立专门网页,开辟工作交流及编读往来平台,实现数字化。“学报联合体”除了对专业期刊统一封面设计和版式设计外,还在制度机制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一是成立主编联席会,作为决策机构;二是设立协调工作小组,落实各项决议;三是组成专业学报编委会,负责各专业期刊的编辑、校对、宣传、策划;四是建立网络信息平台,运用QQ群处理相关问题及事宜。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办刊模式,也是高校学报探索改革的一种尝试,目标是专业办刊,围绕品牌,放大优势,符合集约化、数字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的方向。“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运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文章下载量大幅提高,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到目前为止,已有70多家学报加入“联合体”,而且势头不减。但这种“自主联合办刊”模式属于松散形的联合体,缺乏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缺少行之有效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和机制,缺少明确的盈利目标,缺少资本纽带,不利于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如何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如何打破所属关系(主管单位、主办单位)的障碍,如何有利于学术无障碍传播,如何做强做大联合体,需要认真思考,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二、学术评价与期刊自律

自2007年10月“高校学报已成学术垃圾产生地”的观点出炉以来,学术期刊屡屡成为被质疑和抨击的对象。近几年来,部分学术期刊为了进入“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造假行为不断变换。有的期刊结成联盟、互相引用对方的论文,以提高互引率;有的期刊要求作者提交的论文必须引用本刊发表过的论文,以提高刊物的自引率;还有的期刊优先发表综述类文章,以增加被引率。这些做法,说轻了是投机取巧,说重了是数据造假,近一步损害了学术期刊的名声。由于这些不端行为的存在,给人以口舌,有的人变本加厉地妖魔化学术期刊,认为是导致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创新能力缺失的罪魁祸首。这显然是极端的例子,泼脏水把孩子也倒掉了。“这种认知的谬误在于:把不应由学术期刊承担的责任归咎于学术期刊,把本为极个别学术期刊的不良行为扩大为整个学术期刊界的整体行为。这既无益于去除学术之弊,亦无助于学术文化之建设。换言之,只有‘去妖魔化’,恢复学术期刊的本来面貌和真实地位,才有可能整理荆棘丛生的学术乱象,营造生态和谐的学术氛围。”③
  
当下的学风浮躁、学术腐败以及原创性的缺失,说到底根源有三:
  
第一,官本位意识导致研究者学术权力与学术地位的不公正。“‘官升学问长’、‘近水楼台先得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这种不平等很多时候不乏学术共同体内部上下之间的利益共谋——‘学术剥削’和‘学术贿赂’。领导者在学术和利益互动的竞争之中,不能表示出应有的学术自信和道德品格,自己利用权力和权威占有和夺取下属和学生的成果,构成一种公然的‘学术剥削’;而下属和学生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和生存安全,而主动的请领导分享甚至完全出让自己的学术成果,对其进行一种‘学术贿赂’。”④学术的不公正,导致资源配置、院校发展、专业排名、报奖评优、职称晋升等一系列的不平等。
  
第二,过渡量化的“论文评价”导致学术生产的数量繁荣质量下降。目前的学术评价普遍强调SCI、SSCI、EI论文,不少高校或院系在年度工作考核中实行“工分制”,即规定教师每年至少发表的论文数量以及论文发表刊物的级别。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方法,甚至扩大到各种学术和教育的考核、评比、提级提职、业绩考核、课题和项目的审批中,几乎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过度量化的评价模式,违背了大学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抹杀了学科文化的差异,鼓励急功近利,急于发文章、急于拿学位、急于出专著、急于评职称、急于拿奖项。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但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作品却凤毛麟角。今天的学术界,甘坐冷板凳、守得住寂寞的精神已经所剩无几,愿意以最纯粹的为人和学术去面对这个并不纯粹世界的人更少之又少。
  
第三,“以刊评文”的异化导致学术评价的诚信缺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研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库)相继出版。随着“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排行榜的影响扩大,学界把是否被列为“核心期刊”、“来源期刊”作为期刊分级的标准,并进而把论文是否发表在这些期刊上作为判断其水平高低的依据。我国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推行了“以刊评文”的做法,并根据“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的学术水平、学术特色和影响力大小,将其分为A、B、C等类。虽然各学术机构各取所求认定的期刊等级并不一致,但客观上对评价机构的“评价权力”和“期刊排行榜”的走红,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应该是“以文评刊”,却本末倒置为“以刊评文”,这无疑是学术评价的异化。中国社科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指出,学术评价体系过于依赖期刊分级,实际是赋予期刊编辑学术评价的权力。编辑尤其是核心期刊的编辑,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术阶层,部分期刊沦为牟利私器。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核心期刊的收费问题甚至比非核心期刊的收费问题还要严重,从而使学术评价的诚信缺失遭人唾骂。
  
评价危机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事关学术体制、学术利益、社会风气诸多方面。因此重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需要底层推动,更需要“顶层设计”,这恐怕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学术期刊不能消极等待,必须加强自律,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经得起检验的规章制度,以制度保障程序正义,以制度预防学术腐败。首先,建立同行专家匿名审稿与期刊内部“三审制”相结合的审稿制度,严格把关,尽可能少发或者不发“人情稿”、“关系稿”,把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呈现给读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要求学术期刊不食人间烟火、不切实际地空喊过高的追求,但也必须坚持最低的道德底线和学术良知。其次,要增强法律意识,建立发稿档案,防止论文剽窃与一稿多投。再次,建立刊后检查制度,杜绝权钱交易。结合读者、作者和市场的反馈,对产品的编校质量、学术水平进行检查,对专栏编辑的职业道德、工作作风进行监管,从而保障编辑队伍的风清气正。
  
三、数字挑战与编辑重塑

上世纪90年代当我们面对数字化的出现喊“狼来了”的时候,许多人不以为然,或者麻木不仁。十多年过去,数字化浪潮已经在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个领域高歌猛进,学术期刊自然不能独善其身。中国的学术期刊实现数字化传播的网络平台大体有两种:一是各学术期刊自办的网站或网页,由于维护成本高、信息聚合量小,艰难维持,不具备竞争力;二是以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数据库为代表的汇集了数千种期刊实现商业化运营的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它们彻底改变了读者(作者)阅读学术文献的习惯:由读纸本的期刊变为读数据库。“在这些大型数据库中,期刊已不再作为传播的基本单元而存在,最基本的单元已变为论文,以最常见的方式检索,如题名、作者名、关键词,所得到的是来自同一检索目标下的各种期刊的一篇篇论文。因期刊而存在的刊物特色、编辑思想、编排风格、专栏结构、各专栏之间的呼应对话统统不见了。社科期刊这一独立存在的个体已迷失在网络的海洋之中。”⑤不过,数字技术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学术期刊生命力的就此终结,它改变的只是传播形式和展示方式,而不是期刊的内容和本质。大型期刊数据库离开学术期刊提供的优质论文(原始数据),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型期刊数据库还必须改变垄断式和掠夺式的建库及经营模式,与入编学术期刊建立平等、互利、双赢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面对数字化的挑战,学术期刊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学会数字化生存。学术期刊的编辑不仅要了解不断涌现的各种新技术,如期刊采编系统、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电子排版系统、电子校对技术、数字出版技术、手机出版、Rss订阅、博客等,积极将新技术应用于期刊出版中,而且必须转换自己的角色定位。
  
第一,由单纯的文字编辑转型为全媒体编辑。数字产品由于是“全新的形态和全新的结构”,需要编辑“利用文字和图片,利用音频和视频,利用多媒体的综合开发,利用快速检索和广泛链接,依托互联网构建开放的互动的三维空间,提供优良的个性化服务。”⑥
  
第二,由学者型主编转型为职业化主编。什么叫做学术期刊主编的职业化?“简单地说,就是学术期刊的主编是以一个精通业内工作特点和技能的形象出现。也就是说,主编自身不是仅仅把主编这一位置当作自己谋生的一个职业,而是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要在主编的精心策划下,使所主办的刊物体现出一种整体的编辑思路、学术导向和审美情趣;至于做课题、写文章、带学生,应当是居于第二位的,主次不能颠倒,也不应该并驾齐驱”。⑦“主编职业化”的提出已近十年,学者化的情结与编辑的考核指标和晋升职称条件的“错位”,使得主编转向职业化备受困扰。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数字化的迅猛发展和“转企改制”大势的双重压力,主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去从事教学或者研究,要么向职业化转变,做“复合型人才”,集中精力办好刊物。国内外的成功案例证明,刊物的做大做强,做出独立风格和学术品位,说到底,要依靠的还是职业化的优秀主编和编辑。

第三,由单纯的编辑部(事业主体)转变为生产经营部门(市场主体)。随着转企改制的完成,学术期刊将从单一刊物重组为三种刊物以上的集团模式,编辑部也由事业单位转变为不完全企业再转变成真正企业,其职能也将拓展为“四大中心”。一是选题策划与编辑加工中心,编辑不再仅仅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更成为内容价值的重要创造者和优秀文化的传播者。二是营销策划中心,从期刊的宣传征订、会议论坛、社会活动到整体营销,要全流程地关注甚至必要时直接参与营销活动。三是版权经营中心,做好刊名、域名保护和商标注册,与作者签署版权协议并给出协议范本,做好网络授权、确保利益分配公平、合理。四是利润中心,统筹基金资助、发行收入、版权收入、版面收入、广告收入,完成利润指标,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四、特色栏目与特约主持
 
特色栏目是期刊的最大看点,最好招牌,也是提升学术期刊影响力最管用的手段。开辟特色栏目,一是要以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为依托,如《湖南大学学报》的“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内蒙古大学学报》的“蒙古学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的“藏学研究”,《滨州学院学报》的“孙子研究”,《齐鲁学刊》的“齐鲁文化研究”,《殷都学刊》的“殷商文化研究”,《河北大学学报》的“宋史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船山研究”等;二是要以学校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为依托,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的“教育学/心理学论坛”,江西财大《当代财经》的“理论经济栏”,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的“文化哲学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的“青年问题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的“物流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的“民族音乐研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等;三是要以前瞻性、前沿性问题为依托,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厦门大学学报》的“现代性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的“廉政论坛”等;四是以交叉学科、多视角研究为依托,如《教学与研究》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的“区域开发”,《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的“资源环境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的“物流研究”等;五是以期刊主编、编辑的人脉关系和作者队伍为依托,如《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原主编徐杰舜创办的“人类学研究”,《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创办的“当代学术史研究”等。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自2004年启动,第一批“名栏建设工程”共有16家期刊的栏目入选(至建设期满,已有8家期刊进入名刊工程);第二批“名栏建设工程”于2012年评选结束,共有24家期刊的栏目入选。实践证明,“名栏建设工程”大大促进了高校学报质量的提高,有力推动了高校学报的整体建设。

特色栏目的相继推出,也暴露了期刊编辑人员在知识结构、前沿意识、学术水平方面的不足,为了弥补这个短板,《南京大学学报》在2000年第1期率先推出了“本专栏特约主持人”。此后几年《南京大学学报》独领风骚,其做法得到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广泛认可。2004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求是学刊》、《南开学报》、《复旦学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相后推出了“栏目主持人”制度,一时间武林高手频现江湖,各使绝招,促进了学术期刊的发展,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繁荣。不过,专家学者主持特色专栏是把双刃剑,优势有三:一是作为学术带头人,他们都拥有学术基地和学术团队,可以保证专栏的稿源和学术质量;二是他们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对所从事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学术前沿、发展趋势有清楚的认知,可以敏锐判断学术的创新点和突破点;三是他们都承担国家重大课题,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能够提升学术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劣势也有三:一是精力有限,不可能全身心投入,有时候会让弟子客串,煮了夹生饭;二是属于期刊体制外面的人,有时候会与编辑部的宗旨、目标、工作安排产生矛盾,协调困难;三是个别人意气用事,会把自己主持的特色栏目变成近亲繁殖的阵地,甚至陷入门户之见、学派之争,损害了学术期刊的公信力。有鉴于此,不少学术期刊开始培养自己的队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开设“语言国情研究”、“中国边疆学研究”、“人地关系研究”三个特色栏目,每个栏目设“首席编辑”,从而增强了编辑的工作主动性和责任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近些年来,学者型、敬业型、公关型编辑已经成为特色栏目主持人的生力军,为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奠定了人才支撑。
 
五、全程策划与引领学术
  
策划就是出新招、出思路、出点子,要贯穿于期刊出版的全过程。一个好的策划,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引领学术潮流,提升学术期刊的知名度。
  
第一,选题策划。要根据期刊栏目的定位及发稿方向,在上年年末由责任编辑或外聘主持人根据学术研究的动态、前沿成果以及热点、难点,提出下一年的选题计划。期刊主编再召集学术顾问、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召开选题论证会,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提炼、筛选、论证,大致确定长期选题、短期选题、重点选题、一般选题。根据选题,再找相关领域的专家约稿,有的放矢,以保证学术质量。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根据社会突发事件、学术研究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第二,创意策划。要提升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还须打“组合拳”,通过一系列的创意活动来实现。一是要发起重大问题的学术讨论,探索、争论和锻造公共学术话题,引领学术潮流。二是要倡导与培养人文情怀,追求润物细无声的境界。特色栏目的编者不仅要具备从事职业工作所必须的专业能力,而且要具有一种深厚的人文情怀,要“说人话”,不要说官话,要虚怀若谷,不能“行大欺客”,要善于与作者、审者、读者沟通,形成很好的互动。特色栏目所发表的文章,要直面问题,切中肯綮,入木三分;要体现对生命的敬畏、对学者的尊重、对弱者的同情、对社会的关注、对道义的守望。三是借力新媒体渠道,增强特色栏目议题的影响。网络环境下,社科学术期刊不能完全依靠传统纸介期刊的信息传播,还需要“变革学术信息资源的加工模式,转换学术成果信息的语形、语义和语用,把刊载的前沿的、创新的、对社会生活产生潜在影响的科研成果整理成具有新闻性与普及性的知识信息,通过大众媒体传播。”⑧要善于利用论坛、博客等个性化的互动平台,将特色栏目的“文本内容”,有选择地提炼发布,激发网络用户参与讨论的热情,以表达他们的诉求、观点、建议,由此优化传播渠道,链接期刊,联动受众,延伸特色栏目的价值。在信息传播的扁平化时代,价值观往往决定影响力。
  
第三,微博营销策划。目前,绝大多数学术期刊都已经加入一个甚至多个数据库。但学术期刊在网络的海洋中,独立的个体形式已不存在,学术期刊的编辑思想、创新理念、专栏结构、装帧风格,甚至特色个性,统统被肢解和淹没。读者在数据库中检索出的只是单篇的文章,学术期刊沦为了初级资源的提供者,编辑与主编的工作也都被消解。这种合作,“不仅经济上的收入微不足道,在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也没有给期刊带来明显的改善,不但感觉这种合作犹如鸡肋,合作中相对弱势的地位更难免给期刊社带来很强的挫折感。”⑨当多数学术期刊将目光专注于数字阅读时,微博已在中国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依靠140字的便捷传播方式,以及即时更新、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细分程度高、用户黏性久、信息量大、覆盖面广等特点,微博“开始实现数字出版中重要环节的优化——通过沟通创造生产力。”⑩《三联生活周刊》、《财经》、《南风窗》等时政、财经类期刊,就借助“官方微博”(以期刊注册)或“内部微博”(以期刊主编、编辑个人名义注册)这一平台进行市场调研、编读互动、形象包装、品牌推广、活动策划、产品宣传等功能的营销,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市场化运作的新闻财经类期刊相比,学术期刊对微博营销普遍不是很重视。截止2012年底,开设微博账号的学术期刊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定位模糊、更新慢、发帖量少、内容散乱、缺乏粉丝和人气,对期刊的促销量不高,导致链接期刊的网站点击率也低。面对互联网领域掀起的一场“微革命”,学术期刊再也不能无动于衷、视若不见,必须积极应对。一要借力有影响的微博网站,创建自己的“官方微博”或“内部微博”。从而推荐特色新栏目,发布科研新成果,提供学者新信息,讨论公共新话题,关注活跃新人群,捕捉意见新领袖,从而达到吸引粉丝、聚集人气、加强互动、促进交流;二要借助微博“碎片化语言”和“浅阅读文本”两大特点,构建特色栏目的微阅读模式。通过提供特色栏目专题摘要和相关文章摘要,供读者了解信息,阅读、评论,吸引读者通过付费形式深度阅读感兴趣的学术文章,实现在线订购、二次传播,培养读者对特色栏目和期刊品牌的忠诚度,促进学术期刊的品牌塑造和纸介营销。
  
六、问题意识与专题研究
  
学术期刊在组织策划稿件时必须确立问题意识,提出问题是策划成功的起点。马克思指出: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1]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12]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经说过:“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3]科学史表明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往往会给科学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开创新的学科,甚至导致整个科学体系的重新组合。

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有学者归纳为四类:首先,所研究的问题在现有的“知识库存”中还无法找到,是“填补空白”、开创性的。其次,所谓“问题”也可以是指采用不同理论对一个已经经过大量研究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或者采用新的方法对一个旧的问题进行再研究。第三,“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做过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或者原来的理论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第四,在社会科学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14]所以,社会科学能否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更取决于从何处发现问题、怎么找准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有的时候,“问题”更具挑战性,更带根本性。
  
学术期刊要敢于站在学术前沿,积极主动地探讨一些热点问题,自觉充当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一是探索、提炼和锻造公共话题。“这里主要是指你能不能、你敢不敢触及学术史上比较重大,甚至成为风气、成为主流、成为倾向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敢不敢在学术上质疑那些已成为潮流、成为主流、成为风气和倾向但又未必健康的观点和主张?从而给学术上的少数派提供版面和平台,这对许多杂志来说都是一种考验。”[15]二是主办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问题研讨会。《文史哲》主编王学典认为,“主办相关会议意味着编辑部在主流问题上,应该拥有若干话语权,应该在关键学术领域发言,至少应该积极介入到一系列重大问题讨论中去,从而实现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初衷。”你提出的话题越多、覆盖面越广、敏感度越高,影响力可能就越大。三是组织专题研究。利用学术会议收到的论文和期刊版面,深度开展“专题”研究。“专题”少则一期,多则几期,每期三篇文章左右;可以单学科透视,也可以多学科交叉研究;所持观点可以不同,甚至可以完全对立,进行学术争鸣。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还可以把优质论文编辑成“学术论文集”出版,以延长学术链,扩大影响力。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理念:在推动学术发展上,期刊同样可以是主动的。学术期刊的编者必须超越学科壁垒,要以“问题”为中心来整合学科,而不应以“学科”平台来切割“问题”。

七、学术争鸣与主编胆识

近年来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出现了种种弊端,其中学术争鸣的弱化,可以说是主要问题之一。学者们写文章温良恭俭让,你好我好大家好;刊物发文章自说自话多,质疑批评少。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一是学术评价庸俗化,不让争鸣。二是学者关系人情化,不敢争鸣。三是学术研究工具化,无意争鸣。四是研究能力初级化,不能争鸣。[16]学术争鸣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学术争鸣在其出发点上,“应当是一种‘无罪推断’,而不是‘有罪推断’,即首先是努力探寻被批评对象的合理之处,进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其不合理之处,并对其展开批评。”学术批评“就是发现被批判对象的真正的理论困难,为解决这些理论困难提出新的理论思路,并做出新的理论论证。”[17]学术争鸣要鼓励不同意见的学者、学派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争鸣。“这种争鸣是学问之争,不是感想之争,不是意气之争,不是感情之争。”[18]既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又要讲风度、讲分寸;不能以权势压人,更不能以恶言伤人。
  
社科学术期刊要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构建一个合法的、理性的争议区,引导受众开展学术争鸣,让学者、专栏编辑、读者和意见领袖真正互动起来,以表达对相关学术命题和公共话题的不同见解。开展学术批争鸣会使特色栏目成为焦点,引来学者、读者、甚至看客们的关注,会比较快地提升期刊的影响力,但也会带来一些麻烦。这就考验期刊主编的胆识魄力、学术眼光、胸怀气度、操守格调,以及对学术公信力的追求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政治智慧。办好刊物最重要的是主编。主编是一本刊物的旗帜,有什么样的主编,就有什么样的期刊个性。有个性才有特色,个性与特色的相互交融,就形成期刊的风格。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时代》杂志十周年的贺词中讲到:“伟大的杂志都是它主编身影的延长。”这话,值得我们深思。

八、培养新人与鼓励新说

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并得以著名,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创新观点为社会所承认,而编辑在社会与学者之间扮演的中介作用不能忽视,尤其是那些为社会公认的名编辑和权威性学术期刊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然而当前不少学术期刊,热衷发表领导、专家、大牌教授的文章,惟名择稿、以人定文的现象比较严重,也引来诸多诟病。其实一本成功的学术期刊,不在于它吸引、发表了多少名家的稿件,更在于它发现、扶植了多少“小人物”和造就了多少名家。期刊造就名家,名家成就名刊。在这方面,民国年间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和《禹贡半月刊》给我们期刊人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顾颉刚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他与钱玄同等发起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作为“古史辨学派”的创建者,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学术史事件,意味着源远流长的中国上古史知识框架已经崩溃,从而开辟了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1929年夏,顾颉刚自广州北上赴燕京大学任教,途经苏州时拜访了钱穆,在翻阅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一稿后,十分推崇其学问,认为他应该去大学教历史。而钱穆得知顾颉刚此去燕京大学要以讲授康有为今文经学为主,于是把写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交给顾颉刚。清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主张历代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只有今文经才是孔子的真经。钱穆这篇文稿以坚实的证据批驳了上至廖平、康有为,下迄顾颉刚、钱玄同等人论述的牵强武断,认为康有为所主张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能成立,对当时流行的现代疑古思潮发出诘难。顾颉刚对这个“论敌”的做法,令人敬佩之处有三:一是英雄不问出身,尽管钱穆仅为中学毕业,但他不以学历论高低,更看重真才实学。二是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持宽容态度,鼓励开展学术争论。他不仅对钱穆的批评不生气、不介意,反而将这篇文章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出版)上,后又编入《古史辨》第五册中。三是爱才惜才,不遗余力地给予识拔、帮助、荐举。文章出版之后,震惊北京学术界,钱穆由此名声大噪。顾颉刚遂推荐钱穆先在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后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成一家之言。晚年的钱穆回忆时还感叹:《刘向歆父子年谱》“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19]顾颉刚的这种操守和格调,也正是当下我们学术期刊主编最欠缺的。
  
顾颉刚与燕京大学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20]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
  
禹贡学会由顾颉刚、谭其骧发起组织,顾颉刚任理事长,是一个以研究地理沿革为主的学术团体。《禹贡》1934年3月创刊,由顾颉刚、谭其骧(后为冯家昇)任主编,共出版了7卷82期,至1937年7月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被迫停刊。在短短三年多时间中,禹贡学会,联络组织志同道合的学者,做了大量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禹贡》半月刊作为学会的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文章,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部出身于顾氏家门(杨向奎语)。并称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三驾马车”的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都曾是顾颉刚的学生。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中国期刊史上,顾颉刚与《禹贡》半月刊都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既是重要的学术史见证人,又是重要的学术史创造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发现和不遗余力地扶植“小人物”,甘为他人做嫁衣裳。1935年3月28日,顾颉刚在致谭其骧的信中就有明确的表达:“说到创办刊物,你和我的胸怀太不相同了。我办这刊物,固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但必应就力之所及,提拔几个,才无负于天之生才。例如钟风年先生,年逾五十,以十余年之精力费于《战国策》上,然而世上有什么人知道他?因为世人不知,而他的文字又不足以表达学问,以致困顿不堪,不能给衣食。此等人我不帮他一下,再有什么人帮他?又如孙海波君,其学历为世所希见,而其文字颇有疵类,不为他改竟不能登。难道我为了爱惜自己的时间而使他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吗?又如马培棠君,有学问,有见解,又会写文章,这种人是很能脱颖而出的,但因他寡交游,没有人为他揄扬,就埋没在一个中学校里。现在我们常登他的文章,竟使注意他的人愈来愈多,我到南到北都听见提起他的姓名了,又有人托我介绍和他通信了。这样地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所以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21]正是这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胸怀,使顾氏门下产生出不少优秀的学者。如顾颉刚的“私淑弟子”童书业,连中学都没上过,却记忆力惊人,酷爱文史,以熟悉历史资料见长。他沿着顾颉刚疑古辨伪的思路,写出《礼记考》和《虞书疏证》。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顾颉刚的论文在资料使用上存在问题,并与之争论。顾颉刚为他的学识震惊,便请他做自己的助手。1935年6月,童书业应约抵达北平时,顾颉刚亲赴车站迎接,并让童书业担任自己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春秋史”课的助教,薪金由顾颉刚自己支付,食宿也在顾颉刚的家里。此后,童书业不仅主编了《古史辨》第七册,还与顾颉刚合写了《夏史三论》,对“古史辨派”做出了重要贡献。侯仁之大学刚毕业,顾颉刚就举荐他担任了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助理,边读研究生,边做行政事务,终成就一番大事业。顾颉刚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甘为他人做嫁衣裳,无论其道德还是文章,都早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象征,曾经鼓舞过一代又一代后学。

第二,以学会和刊物搭建平台,形成“禹贡学派”。《禹贡》的“发刊词”开宗明义地宣布了自己的学术基点及取向:“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科学的知识它全部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禹贡》是中国传统舆地之学的“开山之作”,顾颉刚以其作为刊物名称,就意味着将传统学术优势与现代学术理念相结合,重点关注史学公共领域,力图反映和宣传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以走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新路。《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吸引了更多的学者,聚集在顾颉刚的周围。顾颉刚常出题目、提供资料、教导方法,让学生写成文章,再提修改意见,或者亲自补充润色,仍用学生的名字在《禹贡》发表。史念海就利用乾嘉学术方法,撰写了《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两唐书地理志互勘》、《两汉侯国考》等论文,受到顾颉刚的欣赏,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1937年,年仅25岁的史念海就与顾颉刚合著了《中国疆域沿革史》,成为我国沿革地理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杨向奎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时,最早选修了顾颉刚开设的《尚书研究》课,步入了研究经学和古地理学的治学道路。1933年傅斯年发表了夏代兴起于西方的见解,杨向奎撰写了《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释》,提出了夏代兴起于东方与之针锋相对的论点,发表于1935年出版的《禹贡》杂志1卷1期。顾颉刚曾断言《周礼》与《左传》这两部古文经书,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之书。杨向奎经过多方稽考,撰写了《论〈左传〉的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发表于1936年出刊的《史学集刊》第2期上,确认《周礼》与《左传》二书均非伪作。顾颉刚胸襟宽广,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交流并论争,从而带动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造就了一批文史专家尤其是历史地理学者,如翁独健、蒙文通、刘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冯家昇、童书业、韩儒林、白寿彝、杨向奎等,形成了日本学者森鹿三称之为“禹贡学派”的强大学术阵容。由于史学公共领域的确立[22],形成了诸多的史学思潮和学派(史地、史料、禹贡、食货),对近代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服务现实,学术价值取向由研究地理沿革转为“边疆调查”。“禹贡”学会的宗旨上明确写着:“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力求把研究地理沿革、民族演进,与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爱国热情结合起来,使这种研究贯穿经世致用的精神。”1934年8月,顾颉刚考察绥远时感到“察、绥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于是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的边疆调查。[23]《禹贡》半月刊相继策划、推出的“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等均为这一转向的产物,都有“以文字参加抗日”的学术价值取向,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顾颉刚在日军进占北平后被列入黑名单,只得离城南下。

九、改进文风与关注时代

近几年来,我国的学术论文正呈现大跨越、大发展的景象,但文章的整体质量并没有与数量实现同步提升,结果导致学术泡沫泛滥,学术垃圾成堆。学术泡沫腐蚀了大学学术至上、以学为荣的生态环境,也动摇了教师博学笃志、守正出奇的学术操守,更造成了一些学者空谈空论、拾人牙慧的文风。当前的文风问题,有人归纳为三:一是脱离实际,做虚假文章;二是泛泛而谈,做表面文章;三是搞形式主义,做官样文章。[24]更有人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存在重引进,轻实际;重形式,轻内容;重技术,轻思想的文风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文章都严格遵循“新八股”范式:“问题提出、文献综述、做出假设、数据来源与处理、模型与方法、计量、发现和结论、政策含义,这八个部分一个都不能少。”[25]过多重视形式化、模型化和计量技术,势必轻视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和思想性。
  
文风折射学术态度,也彰显学者和期刊的品位与境界。改变文风,我们期待学者们能坚持肩担道义、笔写春秋、为民请命的风骨操守;改变文风,我们期待学者们能坚持发表言之有物、关注时代、贴近群众的真知灼见;改变文风,我们期待特色栏目发挥风向标的作用,引导学风文风的走向。文化的魅力不在于宣传,而在于吸引力。面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影响,世界会有不同的声音反馈,中国必须做出回应和解释。这种回应和解释,不仅中国人可以理解,外国人也可以理解。要提高“中国话语”的吸引力,学术期刊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今天的大众,不仅需要了解经典,了解历史,更需要从中国现代化期待的视角去解读经典。所以,学术期刊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让一流的学术走进百姓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只有大众接受,观点才会有张力;只有大众接受,思想才会站起来。学术不应该是艰深晦涩的理论,不应该用曲高和寡去诠释,更不应该将其搁置于暗室尘封当中。学术在强调专业性、深刻性、严肃性的同时,不能忽视了实用性、大众性和可读性。学术还必须适当地改变一下自己已有的文化形象和叙述方式,要吸取民间话语,增加人文精神,展现人文魅力。

注释:
①朱 剑:2012年11月2日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进学术期刊科学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②仲伟民:《缘于体制:社科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③江 飞:《不要妖魔化学术期刊》,2013年2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④张福贵:《当下中国学术危机的三大症候》,《学术界》2010年第11期。
⑤朱 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
⑥刘 杲:《我们是中国编辑》序,海豚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⑦田卫平:《学术期刊主编的角色》,2004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
⑧夏登武:《新媒体环境下学术期刊的议程设置及其传播效力》,《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1期。
⑨黎 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期刊数据平台》,《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12期。
⑩张 芸:《谈期刊微博营销的三个策略》,《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1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12]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年,第66页。
[13]波普尔(K. R. Popper):《猜测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18页。
[14]仇立平:《社会研究和问题意识》,《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5]王学典:《光大传统 创造未来》,《文史哲》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
[16]李开盛:《学术期刊要多争鸣》,2010年6月8日《光明日报》。
[17]孙正聿:《学术批评与学术繁荣》,2007年7月24日《光明日报》。
[18]张海鹏:《关于治学与学风的几点感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9]钱 穆:《师友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20]丁 超:《燕京大学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齐鲁学刊》2010年第6期
[21]顾 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22]程文标;《近代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影响》,《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23]顾颉刚:《文革交代〈禹贡学会简史〉》,转引自《顾颉刚年谱》1934年8月8日,第223页。
[24]朱永杰:《改进文风,请告别“应景”文章》2012年12月28日人民网。
[25]方福前:《学术期刊应当改进文风》,2013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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