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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简介
时间:2008-7-28 下午 04:31:25,点击:0

 

  由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为中国同盟会。1912年,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192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在孙中山领导下,于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实现国共合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实现合作,经过八年抗日战争,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重新挑起内战。1949年7月16日,为挽救败局,国民党顽固派成立“非常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席,1949年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大陆迁往台北。蒋介石连任总裁至1975年4月5日去世。蒋介石去世后,废除“总裁”制,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由蒋经国连任至1988年1月13日去世出历史性贡献,而党也从革命党,革命民主政党,演进为现代化的民主政党。

在中国历史上,像中国国民党这样能够 历久弥新,普受全民拥戴的政党,实绝 无仅有。走过一百多年历史,中国国民 党曾面对无以计量的艰险挑战:革命时 期与清廷及保皇党、立宪派的对决;民 国肇建以后,饱受袁世凯的压迫与军阀 的胁制,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拨争夺和 日本的侵略,驯至中共政权长期的对抗 围堵等,诸多横逆险阻,纷至沓来,几 无宁日。

然而,真金不怕火炼,中国国民党始终坚持福国利民之理想,固守自由民主之原则,却能凌霜雪而愈坚壮,经百折而挺立如故。其所凭恃者,正就是不畏竞争的精神毅力,不避挑战的勇敢担当,以及克服万难的坚强斗志。  

在一百多年奋斗过程中,中国国民党追求的目标始终一贯,那就是要建设中华民国成为三民主义的理想国家。   

三民主义理论发源于孙总理倡导革命时期。民国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孙总理在伦敦推展革命期间,经常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博览各类书籍,并考察欧洲各国政治与社会情况,领悟到徒有政治革命不足以解决社会问题,因而建立民生主义思想,同时初步完成三民主义思想架构。至民国前七年(一九Ο五年)同盟会成立,正式揭举「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之三民主义,作为建设新中国的宏经大典。这无疑是中国国民党得天独厚的政治资产。一百多来,中国国民党以贯彻三民主义为职志,许许多多志士仁人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淌血流汗,共为实现三民主义理想目标而奋斗尽瘁。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以后,历任领导人笃行三民主义,励精图治,从实施土地改革起,继以推动经济建设,发展文教科技,致力宪政改革,宏扬民主政治,改善两岸关系,创造出举世称羡的「台湾经验」,已充分证明三民主义真正是最符合中国人民需要与利益的主义。   

回顾中国国民党历史,饱经风雨,有过胜利的欢呼,唯困顿和失败的耻辱,也屡见不鲜。然而始终能够保持稳健前进,除了有三民主义明确引导之外,就是有卓越的领航员。总理孙中山先生、蒋总裁中正先生、蒋主席经国先生、李主席登辉先生,及今天的连战主席,皆为睿智远见、慎谋能断的领导人,有他们精神感召与智能指引之下,中国国民党决不会向任何恶势力低头。   

中国国民党自立党以来,为因应时势变化,孙总理 蒋总裁皆曾多次实行党的改造,也都为党扭转危局,重启生机。今年三月败选失去执政优势之后,全党痛定失痛,拥戴连战主席厉行党务再造,坚持党的理想,确立党的奋斗目标,强健党的生命力,提振党的竞争力。深信经过再造之后的中国国民党,必将浴火重生,东山再起。历史终将证明,中国国民党才是真正捍卫中华民国的政党,唯其继续执政,方能确保国家最大的安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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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平

中华民国国父孙先生(一八六六 ~ 一九二五)名文,字载之(乃自取「文以载道」之义),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十八岁在香港受教会洗礼时署名日新(乃自取「日新又新」之义),业师区凤墀据粤音「日新」为改号曰「逸仙」,自是中西师友皆以逸仙称之,渐以此号扬于国际;三十二岁至日本于投宿旅邸时,日籍友人为掩护革命领袖行踪而代署「中山」,先生旋奋笔续一「樵」字,示为中国山樵,后亦常于函笺自署中山,国人遂以中山先生称焉。 先生以清朝同治五年丙寅岁十月初六日(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诞降于广东省香山县(今名中山县)之翠亨村。其先世本中原望族,自唐末屡迁,历江西、福建,至明初入粤;其高、曾、祖三代均业农,父达成公早岁务农尝致小康,后遭时难中落而出外劳工,后复返里重振旧业;至三十三岁始成婚,取杨氏,生子三女三,长子德彰,名眉;次子德佑,名典,早殇;先生其季也。

先生七岁入私塾,凡七年而毕经业。时其长兄德彰先生在檀香山垦牧有成,获当地政府特许招徕华人前往助垦,母杨太夫人亦亟思一睹其事业,遂获父达成公之允诺,侍母随搭载运移民赴檀之轮船前往。先生本「志窥远人,性慕新奇」,此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其影响于毕生志业者至大。抵檀未久,太夫人回国,先生独留。初,德彰先生命入所营米店佐理商务,虽稍习即通,然志不在此;长兄知其有志于学,乃使进入英人所设之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就读。此己卯(一八七九)年先生十四岁时事也。

先生中文基础已具,初学英语,先事观察静听凡十日,自以中英文相较之,颇有独特会心。及至十日后展开学习,以读以写,进步极速,且尤以英文文法之领会胜于西童。三年后卒业时,于数百学生中,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华侨引以为荣。盖当时夏威夷犹独立之国也。旋入檀岛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Oahu College),此校为美人所设,系教会学校。先生本意于毕业此校后赴美留学,乃因在校受牧师熏陶欲受洗入教,长兄顾虑父母斥责,并认为先生所受西洋教育已足敷用,命辍学回国再治国学,先生遂于癸未(一八八三)年夏离檀返粤,时十八岁也。然仍于当年之冬,在香港与挚友陆皓东同时受洗于基督教「公理会」。

乙酉之年(一八八五),是时正值中法战争,海行途中每阅西报,均见外电报导中国军队奋勇作战之新闻,并有中国击败法军导致法阁改组之事实;但抵达香港时,清廷已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让安南予法国。先生鉴于满清愚昧腐败,丧权辱国,愤慨万分;适此际于码头得见中国工人拒修法国战舰之义举,深受感动,乃「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先生既立救国救民之大志,遂于翌年毕业于中央书院之时,慎重考虑职业选择,先拟投考陆军或海军学校,继思研习政治法律;后忆及前往檀岛时,曾有教会司铎杜南山语以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言,乃决定习医,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救国事业遂发韧矣。

先生于丙戌(一八八六)年二十一岁时入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附设之医科学校,在校结识志士郑士良,并与校外志士尢列邂逅相识,相为砥砺反满救国。一年后,转学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在校复结识杨鹤龄、陈少白、关景良等,皆志同而道合者,日以排满之义放言高论。

先生在西医书院习医凡五年又半,成绩每列前茅,历任教务长如英人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暨华籍创办人何启等均器重之。至壬辰(一八九二)年二十七岁之夏,乃以第一名毕业。旋即设中西药局于澳门,并与中医镜湖药局合作为贫病施药义诊。

甲午年(一八九四)之春,中、日之间有事于朝鲜,先生观察大局有变,虑满清腐败无以应之,徒致国危民困也。时李鸿章以汉人承担重任,且为「洋务运动」主持者,并亦为香港西医书院之名誉赞助人,先生欲有所匡救于时,乃作书上致之,期李能恢扩宏图,勤求远略,自「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大经大本致力,勿徒羡「坚船利炮」而舍本逐末。书上,李末能纳,惟为发「农桑会筹款护照」一纸,亦见其不拒之意。先生遂偕陆皓东游京、津,复溯长江入武汉,以观察形势,预为他日建旗倡义、再造中华之计。乃秋,中日战起,清军屡败,先生视时机已至,乃再赴檀香山,欲纠合海外华侨,组党救国;至十月二十七日(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兴中会遂告诞生。

先生创立兴中会,明揭振兴中华之宗旨,同时凡入会者均秘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之目标,并以选举方式推定正副主席与职员,其组党目的与组织精神于此可见。

先生于乙未(一八九五)年初,自檀香山返香港,聚晤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尢列等,筹立兴中会总部以进行国内起义。时有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先已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先生以志业相近,遂与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于是租定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即于正月二十七日(阳历二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兴中会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并改订章程,发布宣言,积极筹备举义。二月二十日(阳历三月十六日)以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先生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持工作。先生旋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以广征同志;各项准备甚为顺利,乃定重阳节为起义之日。

不幸届期衢云在香港误事,以致事机败露,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丘四、朱贵全等多人被捕殉难,首次起义乃告失败。 事败后三日,先生始脱险至香港,旋偕陈少白、郑士良赴日本。九月二十八日(阳历十一月十四日)船抵神户,时广州义举已喧腾东邻,先生阅报,见有「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数字,因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此语吾辈宗旨相符,即以革命称吾党可也。」自此,先生神圣高远之救国事业,乃正名为「革命」。近代中国实亦由先生首用「革命」一词,并直指「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而绝不认其为译自西文或得自日本,盖日本实借自中国之易经也。至于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为革命之定义,其意境自高于一般轻用之者,故又屡言「革命为宝贵尊严之名词」,「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以见其内心对革命事业之虔诚庄敬。

先生自神户至横滨,访晤冯镜如等,即行组织兴中会横滨分会,公开革命宗旨。旋即断发改装,再赴檀香山,并为周游美欧之计。翌年丙申(一八九六)四月,遇业师英人康德黎于檀岛市街,相约于游美之后即赴英伦会晤。八月,先生于自西徂东横游美洲大陆后,即由纽约乘船赴英。

先生在美宣传革命之时,已受满清驻美公使密侦跟踪,抵英之后,即在满清驻英使馆所雇侦探严密监视之中。八月二十六日(阳历十月二日)晤康德黎于伦敦,并访业师孟生博士,均告戒慎防满清使馆暗算,先生大笑置之。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果被清吏诱禁于清使馆内,凡十三日之久,历经险危,终得康德黎与孟生二师营救脱险。先生以英文着「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发表,中国革命领袖之声名自是传扬于全世界。 伦敦脱险后,先生暂留欧洲,从事政治风俗之考察,并结交其贤豪。以大英博物馆藏书丰富,每日前注阅读连续半年之久,对于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业、农业、畜牧、工程、经济,均作细心研究,因而于了然全局中取精用宏,乃「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为一劳永逸之革命目标,「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殊可视为人类思想史上之大事。

戊戌(一九九八)年秋,国内发生政变,满清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于瀛台,捕杀「维新」人士多人,维新派首要康有为、梁启超等分由宫崎、平山协助避难日本。日政界耆宿犬养毅与宫崎等咸以康、梁亦谋革新而遭放逐,劝先生与之联合。先生然之,拟亲往慰问,期推诚相与。讵康另有所图,妄称奉有光绪帝之「衣带诏」,未便与革命党首领往还;惟梁启超屡相晤谈,表示愿意合作。会其党徒王照不直康之所为,公开揭发其所称「衣带诏」之伪,康衔恨迁怒,遂愧然离日,且以敌意对革命党矣。梁于康走后仍与先生续商联合,为康所知,派员促其离日,梁乃于翌年(一八九九)冬赴檀香山,行前且表诚击合作之态请先生作书为介在檀友好。先生不疑,坦然以应。迨梁至檀岛,持先生介函大获信任礼遇时,竟诡称「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名虽有别而宗旨则一」,欺骗一部分兴中会员助其设立「保皇会」,事为先生所闻,驰书责之已不及矣!

庚子(一九○○)年夏,北方发生「义和拳」之乱,清廷愚昧,竟引以自卫,纵其乱政与排外,招致「八国联军」蹂躏中国之惨祸。先生见危亡瓜分迫在眉睫,亟思奋起拯救,乃一面部署再举起义,一面策划保全南方。时李鸿章方调广州出任两广总督,在港同志何启代表先生与香港总督卜力(Sir Henry Blake)接洽,劝说李鸿章据南方独立,以事拨乱反正。先生并拟订「平治章程」六条,其要旨即为建立合众政府,致送卜力请为转致。先生且曾亲赴上海,试寻策动两江总督与两湖总督之途径而未得也。当兹往返活动之际,先生曾获李鸿章幕中策士刘学询之函邀,谓李有独立之意思得先生助力云。先生虽疑,仍以有利大局而赴香港,至则李果派军舰来迎;同行2日友宫崎等为之欣喜,先生则嘱慎重,及试,果陷阱也,幸未蹈之。不久北京陷落,清廷逃亡,急调李鸿章北上向八国谈和。李既离粤,独立之议寝,而先生起义之部署亦告成熟,箭在弦上矣。

自庚子之役后,国民日渐醒觉,志士纷组革命团体,其著者如:辛丑(一九○一)之春,粤籍留日学生王宠惠、李自重、冯自由等人组成「广东独立协会」;壬寅(一九○二)之春「留东学人章炳麟、秦力山、马君武等人发起举行「中夏亡国纪念会」,张继等人发起组织「青年会」;冬,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发起组织「爱国学社」;癸卯(一九○三)之春,钮永建、蓝天蔚等人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学生军」;冬,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发起组织「华兴会」;甲辰(一九○四)之春,黄兴再与会党人士共立「同仇会」;冬,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发起组织「光复会」。此四五年间,国内外革命组织遍起,并皆以书刊作革命鼓吹,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等即其著者。至乙巳(一九○五)之春,更有欧洲留学生邀先生前往组织革命团体;而在国内与在日本之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感于团结之需要,亦均望先生东返,以总革命组织之成。

先生癸卯(一九○三)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较之初期誓词增入民生主义之内容,即以此施行于尔后组织之入会宣誓,革命宗旨自是益臻具体。甲辰(一九○四)之秋,先生在纽约首次发表对外宣言,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主旨在指出西方对中国存有两种误解,实皆中国受外人侵占之时所产生:其一、谓中国关闭成性,此乃满清专制统治之现象,以往无此事也。其二,谓中国地大物博人众,一旦富强,势将成为「黄祸」;其实中国人天性和平守法,从不对外侵略,昔日之所谓「黄祸」者,亦系外人侵占中国时,其黩武侵略之延伸也。中国人唯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乃能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斯非黄祸而是「黄福」也。故望崇尚独立与和平之美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革命。

乙巳(一九○五)夏日,先生自欧洲经南洋返抵日本,至则各革命团体志士纷纷来见,皆申进取之意。六月二十八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先生召集中国革命同盟筹备会,到者凡十七省志士七十余人,(关内十八省唯甘肃无留学生。)先生演说革命宗旨与方法后,即行合组新团体之讨论,决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并即各自亲书入会誓词,举行入会宣誓。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会后,继续加盟者络绎不绝;至七月二十日(阳历八月二十日),乃正式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东京,先生被一致推举为总理。

同盟会成立后,即创办「民报」为机关报,先生亲撰发刊词,正式揭出民族、民权、民生「皆基本于民」之三大主义,为革命奋斗目标。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主义与方略既定,革命同志遂各依任务,展开组织、宣传,与布置起义。至丙午(一九○六)之秋,期年而已,仁人志士自动加盟者已逾万人,革命风潮已遍于全国各地。清廷震惧,知革命本部在日本东京,革命事业乃先生领导,遂藉外交力量,请日本驱逐先生出境。丁未(一九○七)年春,先生被迫离日。

庚戌(一九一○)正月,全美洲之「中国同盟会总会」成立于旧金山,先生改订新盟约,将同盟会四纲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三纲,明确三民主义目标;并改同盟会会员为「中华革命党党员」,显见其改革同盟会之深意。是年夏,启程东返。时国内由先生安排成立之同盟会南洋支部,实际以代东京本部执行革命指挥任务;己酉之冬,为策划起义,复由先生指示设立南方支部于香港,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以主其事。倪映典与赵声策动广州新军有成,预定庚戌上元日起事,未及期而新军于正月初三(阳历一九一○年二月十二日)鼓噪发动,援者不及集,遂致顿挫,映典身殉,是为先生领导革命第九次起义之失败。

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阳历四月二十七日),黄兴率各省来粤同志一百七十余人起义于广州,此役惊天地、泣鬼神,革命党人甘死如饴,殉者近百,多为允文允武之青年精英;当时得忠骸七十二具丛葬于黄花冈,英风浩气,震彻人心,「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名遂永为国民革命之精神表征,而举国革命之形势,乃因之造成。此为先生所领导起义之第十次失败,亦即辛亥大革命成功之先声。

「三二九广州起义」之前,本已先行于长江各埠广布响应革命之机关;广州败后,长江流域即谋再接再厉,乃立「中部总会」以统筹之。七月,上游四川首先发动「保路」革命,清廷调武汉军队前往镇压;八月初,武汉革命党人实行动员,消息走漏,满清政府因而破获各处革命机关;同志处至危之境,决冒险以图成,遂于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奋起一击,石破天惊之武昌起义乃告发生。一夜之间,武汉光复;各省同志,咸依「革命方略」而齐勇响应。

先生时正奔走募款至美国典华城(Denver),得武昌起义之讯,立即启程径赴华盛顿,拟晤美国国务卿未果,乃经纽约转往欧洲。盖其所首先考虑者,为满清与列强均订有不平等条约,举中国权益以媚外国,当时且正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借款,诚恐列强为眼前利益而不利于中国革命也。抵欧后,历访英、法当局,及银行团主干人员。时中国大革命已轰传世界,国内追踪先生请即回国主政之电报遍传欧洲,西报且连篇导先生建立民国成竹在胸之述评,因是而交涉顺利,于停止对满清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满清,及取消英属各地对先生之放逐令等,皆获承诺,遂自欧兼程回国。

先生得武昌起义之讯,立即由美赴欧,致力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支持。

十一月六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先生抵达上海,国人闻之欣喜,中外各报盛传先生携有巨款回国,记者争相访问,先生答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三日后,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即推派代表赴沪恭迎。先生接受后,首即致电各省代表会暨通电各省军政长官,以「公仆」自称,言当选为「加文以重大之服务」;并于接受记者关于新政府设立事之访问时,答云:「昔日有在旷野树下组织新政府者,今吾中华民国如无合宜房宇组织新政府,则盖设厂棚以代之亦无不可也。」为废除厘金陋规及取消外国「领事裁判权」两事,为新政府必先努力者。于此而见先生政治风范。 经先生主张,各省代表会公议,决定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即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为中华民国开元之日,定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并改用阳历为国历。至日,先生偕各省代表团来迎代表等,于上午十时自上海出发,下午五时抵南京,旋入城进总统府,晚十一时正式宣誓就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遂告诞生。先生「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 先生为中国有史五千年来之第一位由选举产生之元首,以「天下为公」之心,行「公仆」「服务」之事,就任以后,首即通电各省选派参议员来京组织参议院,以为国家最高民意机构;继依各省代表会所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各部会总次长名单,经民主程序而组成政府;迨参议院正式成立,即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经制定公布而为国家基本大法。先是,武昌起义获各省响应之时,满清军队士不用命,无力应战,清廷乃不得已而起用袁世凯,先任之为湖广总督,继授之以内阁全权,冀其挽救清廷于垂危;而革命党人则以袁既汉人,亦冀其能起义反正,期不战而覆满清。袁于左右逢源之环境中,主动向革命军提出和议,武汉革命军政府以「如袁赞成共和,愿举彼为总统」相许,而有秘密协议。及至先生回国,知有此承诺在先,为示天下为公,决予信守,故于就职誓词中,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之前提,「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以推功让能。袁氏知先生诚意,遂协力迫使满清皇帝退位。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先生即于十三日向参议院咨送辞职书,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兹后并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达成选任、就职,及组职内阁诸重大问题,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苦心孤诣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为中华民国树立精神基础之后,于四月一日正式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先生既成其「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之志,光风霁月,飘然引退,即以「实行民生主义」为谋求国利民福之奋斗目标。此意系自同盟会四纲改进而来,且于开国之日誓词中宣告,其为三民主义实践初阶之含义显然,至足重视。因是,自解任离京日起,即以「国民一份子」与「革命党领袖」立场,奔走全国,为民生主义建设致力,历上海、武昌、福州、广州、烟台而至北京,曾欣然受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巡视正太、北宁、津浦、胶济诸铁路;复巡视江阴、镇江、安庆、九江、南昌、芜湖、杭州、淞江各地,为铁路建设作鼓吹与策划,期于十年之内建筑铁路二十万里,以奠全面开发建设之基。十月十日首届国庆之日,先生发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专文于外报,十四日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于上海;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初春,更为实行铁路建设计划而赴日本访问,至则广受日本朝野之欢迎,并得日方实业家合作筹组「中国兴业公司」以相支持。方当全力为国利民福而奔走并获初效之际,忽袁世凯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之案发生,国家命运遂遭突变。

国民党系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凡五政党合组而成,旨在实现政党政治,事为宋教仁所热心联络成功,故于民国元年八月成立大会选举先生为理事长时,先生即委宋氏代理,俾其施展抱负。国民党组成后,袁氏凯亦支持梁启超结合六政党成立民主党,以相抗衡。二年二月举行国会议员普选,国民党获全面胜利,宋教仁素主责任内阁制,此际主张尤力,大触袁忌,竟于三月二十日施以暗杀。事发三日后,陈其美即自上海电报局寻出线索,而迅速破案,确证主谋者出于北京政府,举国为之震惊。先生闻讯自日回沪,即召同志会于黄兴寓所。先生以袁氏摧残民主,必将背叛民国,主张趁其兵力未动而民心愤慨之时,立即起兵讨伐;黄兴则以事证既明,应待法律解决;遂未作断。而袁氏则于此际匆忙达成违法借款,秘密调动军队,于六月突然下令免除江西、广东、安徽三省国民党籍都督,随即进兵南下。七月十二日,李烈钧乃在江西举兵讨袁,南京、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相继起兵应之;然事机已失,遂致失败,史称「二次革命」。

先生于八月二日自沪乘船赴广东欲指挥作战,行至马尾时得知广东已败,乃转赴台北,住「梅屋敷」(即今台北中山北路国父史迹纪念馆)小住,旋赴日本寻思重整革命大业方案,决定以从头做起之精神重行组党,于九月二十七日起,开始以中华革命党名称办理党员宣誓;至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于日本东京。先生检讨革命顿挫原因,实由于辛亥革命成功后「不行革命方略之过」,故特为着意于中华革命党方略之制定,经十七次之会议,于岁杪颁行。方略凡六编,于军事、政治、法律、则例、奖惩,并各种文告,均巨细不遗,冀革命遍起而举国一致也。同时明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为国旗,以中华革命党总理为革命军大元帅。先生即依方略执行大元帅职权,委派各省革命军司令长官,全面开展革命起义活动。及至民国四年(一九一五)春,袁氏凯帝制自为野心益露,日本藉此胁迫其承认二十一条苛求,袁竟于五月九日屈服承认;八月,有所谓「筹安会」出现,帝制遂公开进行;十二月,更扭捏宣布「接受帝位」,篡改中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先生于四月三日揭发日、袁二十一条款谈判真相,号召国人奋起维护国权;九月发布宣言,号召国人共击窃国独夫。自是而讨袁之师接踵遍起,袁是在「千夫所指」之下,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羞愤而死。先生随即发表「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之宣言,继行总统职权之黎元洪遵之,于六月颁令遵行元年约法并续行召集国会。中华革命党捍卫民国功成,遂令革命军止战停兵。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春,先生着成「民权初步」即「中国存亡问题」两书;并通告海外中华革命党支部、分部及交通部,即作恢复国民党名称之准备。方当规划国家长治久安之际,北方政府又生巨变,事由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胁迫国会而起,继发展为黎元洪与段祺瑞间的府院之争,再发展为段祺瑞指使所谓「督军团」叛变;最后使得顽固的「保皇派」军人张勋得到机会,以「调停」为名率兵进入北京,先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再发动兵变拥满清废帝溥仪复辟。时在五六两月之间,竟接连发生倒阁、叛变、军人干政、解散国会种种毁法事件,至七月一日复辟丑剧发生,北方混乱遂达于顶点。其后虽复由段祺瑞起兵驱逐张勋,粉碎复辟,而北方则自此形成军阀争战之局面。先生为捍卫中华民国,遂起而以护法号召天下。

七月十九日,先生至广州发表通电,请国会议员来粤集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八月二十五日,各省到粤议员举行国会非常会议,旋即议定「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九月一日,选举先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九月十日就职,执行护法讨逆任务。时段祺瑞已再以武力控制北政府,意即举兵来犯,先生遂于十月七日下令北伐,护法战役自此开始。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之和平会议在巴黎举行,中国为胜利一方「协约国」之一员,但未得列强之平等对待,且竟由英、法与日本勾结,将战败国德国在华应行权利另作分配。尤其迁就日本要求,将德国原以不平等条约取得在山东之一切权利让予日本,最为国人所愤慨。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为此集会游行,全国各地学生继起响应,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其后,知识分子中之热心改革人士藉以导引,蔚成「新文化运动」;继之,则有各种激烈思想渗入其中,遂使此一源自爱国情操之「五四运动」趋于复杂混乱。先生时正潜心著述,已成「孙文学说」暨「实业计划」两书,乃即相继发表,期以导正国人心理,及指引因应方向。「孙文学说」以「知难行易」之理,勉励国人力行建国;「实业计划」为全国物质建设详定蓝图,并号召国际合作开发中国富源,谋中外互利以增进世界福祉;此二书并前者「民权初步」之民主社会建设实务,合而称为「建国方略」。复命同志创刊建设杂志,以导正社会思想。是年十月十日,先生即令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以广包容。加中国二字者,乃所以示其精神有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而其精神所在,则为兼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所具性质,即革命与民主并重也。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四月,国会议决取消军政府,依中华民国法统组织正式政府,并举行大总统选举,先生当选,于五月五日就任。按此次选举,实遵约法,为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亦为正式中华民国大总统,考诸议案、通告、对内对外宣言皆然。而有以「非常大总统」为称者,且多见沿用之,此于史无可征寻,盖以当时北方有徐世昌组「新国会」,并用旧选举法选为总统,先生已斥其「名分不正」;而旧国会已自北迁南,维护法统,其所选举者自为正式总统与正式政府。其时旧国会斥北政府为非法,北政府贬南方为「非常」,北政府据地广大,影响视听印象较多,致世人习焉不察;然法统所在,自当正名,未可因国会举行「非常会议」而认依法选举之正式总统为「非常」也。

先生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即函北政府徐世昌曰:「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尝闻,中国之何以实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惟忠于民主政治之人,始能知其所以然,而为之不二,故遂以文承其乏。…….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所已知;君之不能有益于中华民国,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以觉。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则国民必谅君不获已,且善君之能改过也。」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一月,先生充实大本营编制,决定移设赣州,并整备军伍,次第推进;二月三日,下令伐令,以李烈钧统一军出江西,许崇智统一军出湖南。此际所亟需者,为广东后勤支持,先生命陈炯明主之,参谋长邓铿实总其务。三月二十一日,邓铿忽被刺于广州,经查知主谋者为陈炯明族弟,乃知隐患非常,遂开紧急会议,采蒋中正等人主张即行班师回粤。蒋中正授命率军为前锋,师行迅速,炯明遁避,四月二十二日先生回抵广州。蒋中正建议即行消灭陈部,以清内患;先生持宽容襟怀,仅削陈之省长兼总司令职,仍任以陆军总长,期其悛悔。蒋中正以所谋未纳,又知陈必叛,乃慨然有去志;先生亲往挽留,后仍辞归浙江。五月,先生集北伐大军于韶关,并亲临誓师;迨北伐各军入赣,陈乘机回占广州,并派兵四出骚扰,以乱后方。先生为镇抚陈部,使前敌将士免于后顾,乃于六月初率少数卫士回至广州,欲以精诚感召陈氏;讵陈已与北洋吴佩孚通款,相约夹击北伐军,竟于六月十六日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先生于间不容发中脱险,登楚豫兵舰,率海军讨逆平乱;旋迁永丰舰为大总统行辕,接见记者,宣布照常行使职权,戡乱护法。时蒋中正闻先生蒙难讯,即兼程来粤,于二十九日登舰;先生遂授以海上指挥全权,自是历五十日战斗。至八月九日得北伐军回师失利确报,方离粤赴沪。

陈炯明叛变,举国同愤。先生抵沪后,各方纷纷声援讨陈,乃于十月派出蒋中正赴闽,以北伐军入闽部队组成东路讨贼军;派沪鲁西行,联络曾追随北伐之滇军桂军,组成西路讨贼军。十二月,西路大出,东路亦发,至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十六日遂克复广州。二月,先生旋粤,重建革命政府,为以和平统一号召北方,乃改用大元帅名义续行职权。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一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先生躬亲主持,通过总章、宣言;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予监察委员;并慎重提出组织国民政府暨实施建国大纲案,以及纪律问题等案,至三十日闭幕。翌日,先生即召集当选之中央执、监委员,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中央党部,次第达成党的改组。四月十二日,先生手书印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确定革命建国目标与步骤,本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之宗旨,循军政、训政、宪政之程序,由县而省而至全国,以实现中华民国之国家建设。

先生于一全大会开会期间,复进行两大工作:其一为创设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其二为亲自作三民主义之系统讲述。关于军官学校之创办,实乃先生多年以来之心愿,盖自倡导革命数十年来,均以未能建立真正之革命军而致屡兴屡败;民国六年苦心经营之军队,又因付托非人,竟为陈炯明资为反叛之工具;惩前毖后,于千百试炼之中,以「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而后见利器」之识鉴,而坚决付蒋中正以此使命。蒋于受任军官学校校长后屡辞,先生以「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责望之,并亲自选定以陈炯明叛变二周年纪念日──六月十六日为军校开学日期;届时亲往主持开学典礼,致以「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之训话,复隆重颁以「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之训词,其望切责严之心可见。关于三民主义,先生历年讲述甚多,大旨已具;唯为建国远久计,自民国八年建国方略着成之后,即更策体大思精之撰述计划,并已着手著作,不幸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变时毁于炮火。兹当开展新局之际,全党全国迫切仰望三民主义全书,乃决定改以讲述方式速成之。自一月二十七日迄八月二十四日,凡讲述十有六次,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各以六讲终篇,民生主义则仅至四讲,尚有预定四讲在特别慎重深研极思之中,以其所关最远且大也,乃竟因国事多事继以北上而终未完成。

自民国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北方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合发动北京政变,推倒直系之总统曹锟,电请先生入京主导统一建国大计;先生为和平奋斗以救中国,决以革命领袖之大无畏精神前往,乃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主张,期以唤起民众,发挥民力,达成国家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十三日,于万民恭送中自广州启行,并特绕道黄埔,校阅军校学生,慨然语蒋中正校长曰:「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若二三年前,吾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语重而心长。

先生经香港、上海,复取道日本,所至均发表对国是主张;在日本神户并讲演「大亚洲主义」,劝告日人发扬东方王道文化精神,勿为西方霸道文化所误。历二十余日行程,于十二月四日抵达天津,以严寒中奔波劳顿致病,暂留就医。除夕之日,抱病入京,以书面谈话致意同胞曰:「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并言救国之道,当俟病痊向国民详述。遂即延医会诊,断为肝病。惟先生时时为国劳心焦思,未能静养,病势乃日益沉重,至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不幸逝世于故都,享年六十岁。先生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致力国民革命达四十年,而大业未竟,遗命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并谆嘱将其最近所主张之「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事,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盖此乃对内唤起民众、对外争取平等之起点也。先生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原配卢慕贞女士所生一子科、二女金琰、金琬均已长成自立;继配宋庆龄女士娴婉好学,乃嘱以所遗书籍、衣物、任宅付之以为纪念。

先生逝世后,北京政府发布国葬令,并令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先生终生为民主奋斗,永以国民一份子自居,决议接受民众哀悼而拒绝政府国葬,改以国民礼制行之。于三月十九日由中国国民党党员舁挽移灵,二十四日在中央公园接受民众致祭,四月二日安厝于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以待全国统一后安葬于南京紫金山。

五月十六日,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隆重决议接受先生遗嘱并发表宣言昭告全党。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蒋中正总司令继承先生遗志完全北伐,于七月六日代表党与政府,率各集团军总司令恭诣碧云寺先生灵前,祭告军事任务完成,即依遗教实行国家建设。翌年(一九二九)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正式奉安先生之灵于南京紫金山麓,建中山陵为中国历史永久圣地。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四月一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博讯记者:君子)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arty/2005/03/2005032011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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