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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的两难困境: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自我
时间:2015-2-28 下午 05:59:21,点击:0

作者:赵旭东,来源:《本土异域间 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

来源:《本土异域间 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 作者: 赵旭东西方的文化一直在科学理性与人文意识这两个维度上纠缠不清。科学理性要求的是纯而又纯的客观,而人文意识呼唤的是人的情感和良知。或许对一位自然科学家来说,科学理性所要求的客观是不难达到的,但对一位以与自己一样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种外在所要求的科学理性与内在自发的情感状态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就会突显出来。一句话,西方的人文学者在科学主义的支配下,常常走入这样一种两难境地中:为了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而失去了真实的自我;为保全可贵的自我真实,又会以牺牲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为代价。而马林诺斯基正是这一两难困境的实践者。

随着马林诺斯基在澳洲田野调查中所写的《日记》(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于1967年出版,一场对社会人类学方法论的再反省几乎将人们对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科学客观的信念摧毁掉。许多大牌的社会人类学家,包括马林诺斯基一门的弟子,如弗思(Firth,1967)、利奇(Leach,1980)、朋德马克(Powdermaker,1970)以及美国的格尔兹(Geertz,1980)都对此《日记》有所评说。①(R.Firth(1967)为马林诺斯基的《日记》写了一篇序言;其他学者针对《日记》所写的评论有:Leach,1980,“On Reading A Diary in the Strict of the Term:Or the Self Mutilation of ProfessorHsu.Rain”;Powdermaker,1970,“Further Reflections on Lesu and Malinowski’s diary”.Oceania 40.PP 344—347;C.Geertz,1 983,Local Knowledge,New York:Basic Books。)结果虽众说纷纭,但由此所引发的对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法的责难却是发人深省的。针对马林诺斯基的《日记》,人们开始自问:以科学客观作为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首选标准的依据是正当的吗?在马林诺斯基的《日记》里,一个活生生的研究者自我通过他的类似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式的话语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此一形象与他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这部成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欲成为社会人类学中的科学巨人的那种姿态判若两人。台湾人类学者潘英海曾以“一个田野工作者的自我”为题,对马林诺斯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透彻的分析。①(潘英海:《田野工作的“自我”:从马林诺斯基的(日记)谈起》,《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1990年第17期,第26—35页。)一个是受科学理性支配的自我,这个自我把科学和客观作为田野工作的研究规范;而另一个是所谓“真实”的自我,这一个自我遇到的是真实的生活事件,如何应付?如何理解?又如何调适?

先来看马林诺斯基的科学理性所显露的自我。此一自我在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这部著名的田野调查报告的“绪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完整。上文已经提到作为受过自然科学和马赫哲学浸染的马林诺斯基信奉科学客观为田野工作的不二法门。这一点在此“绪论”的第二节中有清楚的表白:

任何一种科学性的研究成果,都必须以绝对坦率而又光明磊落的方式来陈述。譬如物理和化学实验,如果没有详记实验的一切细节,没有精确的描述使用器材、观察方式、数据、消耗的时间、每个量度的表度等,就别想会有所成。至于比较不精的科学,如生物学和地质学,虽无法同样严谨,但每个学者也都会尽量告诉读者他进行实验或观察的一切条件。就民族志而言,对这类资料的坦诚记录恐怕更有必要,但不幸过去的结果并不理想,而且,许多作者未能完全发挥方法上的真诚,他们虽周旋于事实之间,但呈现给我们的却完全暧昧。②(马林诺斯基:《南海舡人》(于嘉云译),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3页。)

从这段文字中,马林诺斯基在告诉后学之辈,什么才是社会人类学应当效仿的榜样,那就是可以精确观察的科学实验。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也有情感的人如何又能抑制自己的主观体验去成就科学的客观观察呢?把学者想要了解的土著人当成与科学仪器一样的东西去摆布,人道与否的问题姑且不论,这样的类比是同质的吗?在这段文字里,马林诺斯基还告诫后学之辈要保持“方法上的真诚”,但在与人打交道的学问里,这种“方法上的真诚”何以实现呢?马林诺斯基曾描述他与土著人的关系是“明朗易于了解的”③(马林诺斯基:《南海舡人》(于嘉云译),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3页。第44页。)但在他的《日记》中时常流露出的对土著人的愤恨与不满,这中间的“不真诚”又如何与他本人所倡导的“方法上的真诚”相互协调呢?或许这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马林诺斯基在“绪论”第三节中,提出了成功地完成田野调查的三个基本条件。这第一点就是要求学者要有真正的科学目标,而且要对现代民族志的写作价值和标准了如指掌;其次是使田野调查者身处良好的工作条件下,这条件在马林诺斯基本人看来就是跟土著人一起生活,就像实验家与实验仪器在一起一样,马林诺斯基认为唯犹如此才能客观地反映土著人的生活真貌;最后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集调查者想要的资料。就如科学家精密地设定实验条件一样,马林诺斯基也为田野调查者设定了如上的三个条件,凭借着此三个条件,下面的设想方能实现:

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基本理想,就是刻画出社会组成明晰的轮廓,将一切文化现象的规则、法则与不切题的现象区别开来。首先得确立部落生活的坚实骨架。这个理想所赋予的第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提出文化现象的完整概观,而不是单单挑出煽情的、非凡的部分,或更等而下之的可笑的、古怪的现象。我们能忍受用歪曲的、幼稚的讽刺画来刻画土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图像是错误的,它就跟许多其他错误一样,已经被科学封杀了。田野民族志工作者必须严肃冷静的涵盖该现象的全部范围,并顾及所研究部落文化的各个层面,无论单调寻常的也好,惊人不凡的也好,都得一视同仁。同时,研究时必须巨细靡遗地详究部落文化的每一面。每个面可见的一贯性或法则和秩序也促使诸面相合成一个融合的整体。④(马林诺斯基:《南海舡人》(于嘉云译),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2 33页。)

此时,马林诺斯基是以科学理性的自我呈献给读者的。他在小心地论证他的科学人类学的目标,并用一种科学家的权威和冷峻思考告诉后学之辈应当怎样去完成科学的田野调查。这里不谈研究者的主观感受,更不谈及土著人可能有的情绪反应。用马林诺斯基的语汇来说就是,在这里,科学理性“封杀了”人的可贵的非理性。这种被“封杀了”的非理性在马林诺斯基身上藏匿得竟是如此的深,以至于在他的生前一直未曾公开谈论过。

科学理性左右着马林诺斯基的思考定势,他无法跳开这种以科学作类比母体的思考套路。科学家常以直接的观察为立论之本,而马林诺斯基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提出了所谓参与到土著人的生活中去搜集田野资料的参与观察法。因为马林诺斯基从来就不相信对于一些重要现象光凭第二手的信息报告人的报告就能获得。他还用了一个颇似物理学称谓的词来指涉这一现象,即“现实生活的不可测现象”(imponderabilia of actual life)。①(马林诺斯基:《南海舡人》(于嘉云译),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l页。)而要把握这类重要现象,只有在这些重要的现象发生时才可以做到。那么,马林诺斯基要捕捉的社会现象究竟是指什么呢?他在“绪论”第八节里有一段话说得极为明确,那就是指土著人的精神生活:

最后我来谈谈科学的田野工作的第三项也就是最后一项目标,来谈谈若要完整贴切地描绘土著文化则不能不记录的最后一类现象。除了骨架(明晰的部落组成轮廓和具体的文化项目)和血肉(日常生活和普通行为的资料)以外,精神——即土人的看法、意见、说词等——也得记录。因为部落生活中的每项活动都有以下三面:第一,传统风俗所规定的常规;其次,实践的方式;最后,土人心里对活动的评价。②(马林诺斯基:《南海舡人》(于嘉云译),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3页。)

马林诺斯基另外一个称号就是功能论的开山鼻祖。而上面这段文字颇能显露他的功能论的思考架构。一种是以科学作类比,另一种是以有机体作类比,如此,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根基得以建立。下面的任务无非是在此根基之上,循着一定的路径,给予充实和发展而已。这样的路径,马林诺斯基列出了三条:1.部落组织和文化构造必须用明确的大纲记录,实据统计文献法就是记录的方法。2.必须把现实生活的不可测现象和行为典型填入这个骨架里。这种资料得靠巨细靡遗的观察,并用民族志日记的形式来采集,这只有靠密切接触土著生活才办得到。3.必须荟集民族陈述、特殊故事、典型发言、民俗品目、巫术咒式等等,来作为口碑语料,作为土著心态的文献。③(马林诺斯基:《南海舡人》(于嘉云译),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5页。)

或许在马林诺斯基田野调查的《日记》公之于众以前,上述这样一个科学理性的自我是为人们所认同并接受的,因为这样一个自我是科学取向的,是逻辑的,是真诚的,是与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合拍的。但随着《日记》的出版,人们实在无法在《日记》所显露的非理性自我与马林诺斯基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所表现出的科学理性自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非理性自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潘英海(1990)①(潘英海:《田野工作的“自我”:从马林诺斯基的(日记)谈起》,《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1990年第17期,第26—35页。)对此一自我有一大略的描述,他认为总的来说这样一个非理性自我表现在马林诺斯基的《日记》里是生理性的、情绪性的自我。而这样一个自我是以标榜自己为社会人类学中的科学家的马林诺斯基所不愿,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形象,故只好把其压挤到不宜示人的《日记》中去。退一步想,如果此《日记》永远都未曾公开出版,我们会怎样看待马林诺斯基呢?我们只能接受他为我们设计好的田野调查的乌托邦,相信马林诺斯基有着科学家那般纯粹客观的观察,相信马林诺斯基与土著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如此而已。但面对《日记》,我们又不得不重新思考马林诺斯基为我们所指定的道路。

在这本自白式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摘去了科学理性面具的真实自我。这样一个自我常常为自己的身体而担忧,发烧、头痛、拉肚子等病症常常困扰着马林诺斯基的情绪状态,从而使他的情绪时好时坏。想念远方的恋人,憎恨当地土著人的不合作,拼命地想离开艰苦的田野调查地等复杂的情绪一股脑地投射到这本《日记》中。请看1918年4月24日那则日记: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一直想找一个为我驶船的人,但没有找到。我大为恼火,真恨死那古铜色的皮肤,再加上抑郁的心情,真想坐在地上大哭一场,我极其渴望着逃离此处。我想了想还是控制一下。照常今天的工作,就当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早晨,写完日记和一封信,我就到村里去访问警察,然后去奥基那家,遇见了金格和考。(他们)提出要带我去辛那基塔。余怒未消,午饭之后去考拉卡拍照。然后去海滨,这是一个明朗的午后,大块的白色卷积云,重重地倒影在海上,灌木丛与露儿树枝头的摇曳相伴而生。我再也不想那帮黑鬼和工作了,曾经发生的一切还在压抑着我。我不再想明天的信了,我想,这信正在辛那基塔等我呢。早早地歇息。

马林诺斯基所遭遇的痛苦是巨大的。这是一般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所不会遭遇到的痛苦。这些人类学家并没有到殖民社会中参与实地调查的经验,仅仅凭据着对二手的描述资料的猜测和推理来虚构理论。但马林诺斯基则不然,他心目中所认同的英雄是自然科学,他以西方学者特有的欲穷尽事物根本的精神,细致入微地观察异文化的日常生活的一切内容。但在他与土著人接触之后,或许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或许是由于某种的偏见,使他的情绪急躁不安。但为了证成自己科学的理想,他在尽力克服因情绪的波动所导致的身体上的疲倦。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得开阔一些,那么,马林诺斯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理智与情感上的张力难道不也正是西方知识分子身上所普遍存在的张力吗?科学代表的是理性,而爱和恨代表的是情感,而这二者在西方的哲学思维中特别是在笛卡儿以降的西方哲学传统中是不大能够调和在一起的。以科学自居的西方人文学者应对此一困境的策略只有一条,那就是排斥非理性的情感的存在,请看韦伯的一段话:

每一项职业都有它自己“内在的准则”,并且应当据此准则来完成。在履行其工作职责时,一个人应当专心致志,要排除任何不是严格适合其职责的内容特别是他自己的爱和恨。①(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试图离开了西方文化的大环境来理解马林诺斯基在他的《日记》中所宣泄出来的爱和恨,这恐怕是很难的事情,至少是不完整的。正如我们在前文所叙述的,马林诺斯基生长在一个追求理性的时代,这是西方文化中崇尚理念追求的传统在现时代的继续。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圣哲柏拉图以降,特别是经由笛卡儿极力鼓吹之后,便把对理念世界的追求视为人性中最伟大的一面,由此才产生出西方的科学理性、认识论以及相应的各类知识。但在这个追求理性以及知识的过程中,学者的从事研究的主体性被一次又一次地抽离,最终只剩下一个空泛的概念。西方的理性追求逼迫着人文学者迈入我上文所说的两难境地中:为着科学的客观,你便要有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来排斥主体自我意识的干扰;反之,你若要彰显自我的主体意识,那么,你就会冒失去科学理性所要求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的危险。西方的理性文化是为人文学者做了一个越拉越紧的脖套,让他们做学问的空问变得越来越窄小,几乎要使人窒息。这种“科学理性”与“主体意识”之问的抗争,也并非仅仅是表现在马林诺斯基一个人身上,它深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大凡接受西方这样一套求知理念的人都可能会遭遇到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无法整合的痛苦。单就理性与情感的冲突这一点来说,中国文化中有比西方文化高明的解决办法。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落实到理性与情感的层面上,就是试图使二者互为一体,而不是使二者对立。费孝通先生虽师从马林诺斯基,但他却没有马林诺斯基那样强烈的由科学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痛苦。同样是面对理性与情感(非理性)这样一对冲突,韦伯是用“排除法”来化解它,马林诺斯基是身陷于其中而不能摆脱,而费孝通先生则以一个“用”宇化解了这对西方认识论上的矛盾。“学以致用”、“洋为中用”、“服务于人民”这样的取向或许较马林诺斯基的痛苦要少一些。费孝通先生深知“用”字于中国人的特殊意义,这便是一切玄奥的理论若不能付诸于用,理论便不能在民间产生效力。

西方人与中国人或许各有各的求知之路,西方人可以置情感于不顾而单方面去成就理性,中国人追求的是在愉悦的情趣中显露出机智。这反映到马林诺斯基与费孝通先生的治学心境上也大不相同:前者是惶恐不安,生怕污了科学家的盛名;后者是安然自如,游刃有余,图的是服务于人民。

心境上的差异导致学术关怀上的分殊,马林诺斯基关怀的是异域文化,而费孝通先生则走向了自己生活过的乡土社会。

来源:《本土异域间 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 作者: 赵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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