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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校园文化

港大校长徐立之领略港式饭局哲学

作者  |  来源于2003/09/07 苹果日报  |  编辑于2008/7/31 21:15:18  |  浏览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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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编者按: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的如下言行,大陆不知还要进化多少年,才会有大学校长学这模样:

  “大学校长除了是一个职衔,就是大学一分子。以前校长是领导、是家长,什么都由他处理,但现在不是,现在应该一齐走。做校长的,要听意见,争取认同。”

  访问期间,听徐立之重复最多的词语是「沟通」、「加强沟通」:与学生沟通、与教职员沟通、与商界沟通、与传媒沟通、与社会沟通,还要与珠三角沟通。三个月前,他特别新聘一个新的传讯总监,锐意加强校内沟通;做了校长一年,每个院系也亲自到访过最少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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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过去的星期二,下午三时半,八号风球高悬,我撑着雨伞到达香港大学纽鲁诗楼十楼校长室,第一次面对面接触港大校长徐立之。他应我要求,没有因台风取消访问,但当被问及做校长得失,却笑着「诉苦」:「我的时间不是我安排,约了访问就不可以取消。」第一印象,他会轻松讲笑话,不难相处。

  谈了两个多小时,他最少每十分钟就会有一两句话引我发笑。狂风暴雨不时拍打窗门,呼呼声清晰传入耳朵,但校长室气氛轻松自在。

  回到报馆,仔细翻听访问录音带,愈听愈觉得徐立之像透一个人:刚上任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

  开玩笑?两个人一个胖一个瘦;一个是钻石山木屋区苦学成才科学家,一个是含着银匙出生直上云霄生意人,骤眼看南辕北辙挂不上。但容我斗胆讲一句,这两个上海人部份基因似得不能再似。记者:李慧玲

  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然后在加拿大闯出名堂的徐立之,去年九月回归香港,出任香港大学校长,接替因锺庭耀事件下台的郑耀宗。当时,港大这间百年老店,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风雨飘摇。情况与临危受命、接替梁锦松做财政司司长的唐英年,不谋而合。

  但徐立之与唐英年相似之处,岂只这些。

  徐立之对自己作为港大校长的定位,谦卑得不能再谦卑:「大学校长除了是一个职衔,就是大学一分子。以前校长是领导、是家长,什么都由他处理,但现在不是,现在应该一齐走。做校长的,要听意见,争取认同。」

  这番说话,何其耳熟。几个星期前,刚上任的唐英年便说过,不是他领导香港解决财政赤字,他会与市民一起想方设法解决财赤。

重视沟通

  徐立之强调自己「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校长」。必须承认,他和唐英年都没有君临天下的气派。他们不是一站出来就压住场面的领导,教人屏息仰望。但跟他们同场,没有压力,蛮舒服。

  访问期间,听徐立之重复最多的词语是「沟通」、「加强沟通」:与学生沟通、与教职员沟通、与商界沟通、与传媒沟通、与社会沟通,还要与珠三角沟通。三个月前,他特别新聘一个新的传讯总监,锐意加强校内沟通;做了校长一年,每个院系也亲自到访过最少两次。

  他也落力在港大推销这一套。未来一年,他会安排学生到珠三角实习联络,也鼓励教授与当地合作做研究。稍后,又准备向教职员提供面对传媒技巧培训,为教职员打开走向社会的大门。

  「大家要知道社会需要,也要打开自己让人知道。港大学术地位好高,但却没有向社会充分交代……可口可乐品牌最大,为什么还做广告?就是要make sure人家知道他们的好。」

  徐立之重视沟通也擅长沟通。用徐自己的话,他的优点是肯听,也肯讲;我现场还感受到的,是他愿意迁就。食饭是一个例子。

入乡随俗

  是他主动提起香港食饭文化。我问他回港一年,觉得港、加有何分别?他答:「食饭文化,香港跟西方很不一样。」

  「外国,食饭是好好享受的时候,不是去工作,不是后面跟着一件事情。我叫你食饭就是去食饭,不是有什么事情,不是要谈什么或者讨论某个project。在外国,今晚大家食饭,讲明不会说公事,『边个在台面讲公事,唔该你走』。」

  「但这里好多(公事饭局),工作与食饭『捞埋』,联络感情一定要食饭。社交场合认识了,握握手,讲两句,要讨论什么就吃饭,不是在办公室谈。上办公室拜会,只是礼貌。」

  一个多星期前,徐立之还见识到香港人另一门食饭的学问。他在食肆食饭,结帐时才知道某商人早已替他付帐。他自言事后「好惊」,回到大学时马上问同事有没有利益冲突。

  徐立之不喜欢食饭谈公事,但入乡随俗,他选择融入。「我现在已经视食饭是工作之一,介绍大学……」

  问他会不会主动约人食饭,他更俏皮地说:「会的,会的,就看他会不会跟我食。」校长官邸没有厨师,他请客一般在柏立基学院的厨房「叫外卖」,主菜是永□的蒸鱼——对他来说,重点已经不是食。但他体贴太太,不会要她陪伴这些公事饭局,宁愿饭桌上少了女主人。

  近期和徐立之吃饭多数是「过去曾经对大学有帮助的人」;未来吃饭对象,则对准他的筹款目标。徐立之与唐英年的另一个共通点是,他们正为钱烦恼,解决财赤。

筹款之道

  唐英年出名朋友多,一呼百诺,而徐立之要人拔刀相助的筹款能力,也一如他在遗传基因的学术成就一样,在加拿大学界都是有名的。善于筹款,甚至为他带来勋章。

  徐立之自觉筹款最煌煌一役,发生在四、五年前。当时加拿大全国遗传学科学家联手向联邦政府争取拨款,徐立之被选为主席。经过两年努力,终于成功争取加拿大政府拨款五亿加币。他教路,筹款要三路进攻:先头部队要人面广,物色筹款对象;然后,由推销员诱发筹款对象的捐款意愿;实力派压轴,人家最后是否捐款就视乎实力派能否提出具价值的捐款项目。

  他在加拿大,作为实验室主管,是筹款过程的实力派。他的筹款心得是:「最重要写一份动听的研究计划(给筹款对象)。深入,但又不可以讲得太多,否则人家照抄可也,但要足够地动听。」

新招应变

  徐立之脑海不乏「美妙」回忆:「有一日,实验室突然有人打电话来,说要支持遗传研究。我马上结领带,披件面衫去跟他介绍,结果筹了二百万加币。这次筹款筹得最容易。」想当年,主唱《铁达尼号》主题曲的大歌星Celine Dion、总理夫人都主动联络他们,要帮忙筹款……俱往矣。在香港,他暂时未遇到这些好日子。

  为什么香港的大学不容易筹款?徐立之冲口而出:「这个问题你去问胡应湘。」胡应湘一向有捐款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徐说:「香港人不是没有钱,但觉得大学应该由政府负责,又或者觉得大学太浪费……」他形容香港的筹款属赈灾式:「台风过,即刻掏荷包,好似SARS。」

  访问前,有人跟我说徐立之很闷。但他批评政府教育削减经费会说:「大学不是餐馆,今日关门,明日开门。好的教授请不回来了!」谈论香港机构太多文书往来又会说:「部门与部门的note讲唔到的。」诸如此类,都引人莞尔。不,他不闷,他只是没有令人眼前一亮,讲一声:「哗!」正如他形容自己:「思想可以创新,但做事要谨慎……」。或者,这己经是香港的宿命,极度繁华之后,舞台上没有明星,实务派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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