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世博会由于其公益性，在本质上属于公共文化的范畴。它既是已有公共文化的一种展示，也为公共文化总量的增加作出了贡献，同时还给提升公共文化水平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世博会对公共文化的挑战也是多方面的，它使得传统的公共文化概念、公共文化模式和公共文化管理都注入了新的认知元素。上海应该抓住世博会的契机，大力推动公共文化发展迈向新的台阶。
[关键词] 公共文化 上海世博会 公共服务
世博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文化的盛会，在内容上是公共文化的独特展示。作为一个重大的举世瞩目的公共文化事件，世博会对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公共文化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应该探讨如何利用这个机遇全面推动公共文化发展迈向新台阶的问题。
一、 公共文化的概念界定
公共文化是社区文化的一部分。在概念外延上，社区文化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包括社区文化认同、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社区文化活动、社区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社区商业文化等诸多观念性、物质性和行为性的要素。公共文化仅仅指的是为满足社区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各种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它是在社区区域内由国家或社会兴办的以面向社区居民为主的非营利性的各项文化设施、文化活动，主要包括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社区公共事务中的重要方面，一般是以政府为主导加以提供的。公共文化与其他社区文化比较起来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公共性。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活动空间基本可以划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空间。公共文化属于公共空间的范畴。它并不是日常所理解的物理空间或物质空间，而是一种“文化场”，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非物质性的，或者可以是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相统一的。在这个公共“场”里不特定的所有公众都拥有享受的权利。这就是公共文化的公共性。只有特定公众可以进入的“文化场”不属于公共文化的范畴。用通俗的语言说，公共文化必须是对公众开放的。非指定公众的“文化场”是公共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公共文化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提供的整体公共产品与服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3。在公共产品与服务中，公共文化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它既表现为精神的、非物质的状态，也表现为有物质外壳作为文化载体的设施和物理性存在。但不管哪种文化表现样态，公共文化必须具有公共性。公共性体现了开放性，也体现了这种公共服务对象的多元性和广泛性。
第二，公益性。在现代社会，文化市场已经越来越庞大，形成独特的社会商业文化（即文化产业或文化市场）。商业文化空间也是不指定公众的“文化场”，在其中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货币去购买。但商业文化跟公共文化是不同的。商业文化的提供者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而公共文化是公益性的文化，它不以营利为目的。二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收费”。公共文化也可能通过“收费”来进行成本分担。关键是看二者是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公共文化可能不收费，通过一定的主体向公众免费提供服务；它也可能是有偿的，但仅仅以成本分担为目的。这就是公共文化的公益性。只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才是公共文化。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也可能出现有的单位和部门违规收费来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情况，但这是不合理的收费，是公共文化的变味，也是违反有关政策和法律的。仅以成本分担为目的的公益性是公共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政府主导性。在现代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已经越来越多元化4。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主体也可以是多元的。政府部门、营利性机构、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例如，个人可以将自己的收藏免费对外开放，从而为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其他各类组织也可以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今天，单一由政府作为公共文化的唯一提供者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必须由多元主体共同来提供，才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基本文化需求。不过，由于公共文化是公益性的文化，它不可能吸引像商业文化那样广泛的供给主体来参与，而公众又有基本的文化需求，从保障文化权利公平的角度看，必须要以政府为主导。休谟（David Hume）在《人性论》（1739年）中提到一种现象：两个邻人可以同意排除他们所共有的一片草地的积水，……但要使一千个人同意那样一种行为仍然是很困难的，因为每个人都在寻找借口，想要使自己省却麻烦和开支，而把负担加在他人身上5。这就是说，公益事业并不是每个人、每个单位都会很热衷。如果都不愿意去做，那就需要政府主导去做，否则这个基本需求就会成为服务空白。所谓政府主导，指的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是主要的提供者，在量和质上都要以政府提供为主，其他供给主体提供为辅，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协调各方供给主体之间的关系，引导其他主体共同为满足社会基本文化需求而作为。
第四，系统性。一方面，公共文化是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共物品的外延来说，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行的还有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等。这诸多体系共同构成提供各类公共产品的整个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其中公共文化是大系统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本身又是一个子系统，包含了许多方面。公共文化通常以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为依托而开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各类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遗址、纪念馆、文化馆、美术馆、科技馆等等。
总之，公共文化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是面向广大公众提供非营利性服务的公共空间。
二、 世博为上海公共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
2010年是中国举办世博会的一年，是继奥运会之后又一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大事件。这一事件也是上海公共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认为，世博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文化的盛 会。这是因为：
第一，世博会在性质上属于公益性的。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世博会）场馆建设总投资控制在180亿元以内，营运总费用预计将达到106亿元。”6按照政府的估计，门票收入最多只能与营运费用持平。其他的开销费用要靠其他收入来平衡。总体估计，世博会可以达到收支基本相当，甚至可能略有盈余。但公众支付的门票费用来看远远没有带盈利性。所以说世博会是公益性的，完全符合其特征。公众仅仅分摊了办博的部分成本。这正是公共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
第二，世博会在内容上是公共文化的独特展示。无论哪个国家的展馆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展示自己文化的主线。虽然整个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文化性，只不过是以展示未来城市发展愿景的形式来展示文化而已。况且，许多国家都在自己的场馆非常用心地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主要是介绍各国特色的普及性展示。因此，说世博会是一场世界文化大盛会，这一点也不为过。正如媒体所评论的，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各场馆的设计充分展现了各国的人文风情、丰富的内涵及想象力、创造力，既有象形的城堡式建筑，更有似形的贝壳式外观，每座场馆外观都充满了艺术和文化气息，巧妙的声、光、电、灯，独特的造型增添了各场馆的魅力，使游客留恋往返，展现了未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7。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传统”、“经济”、“环境”、历史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实例、多元文化碰撞融合。通过各种国际活动的举办和参与来展示我们的文化，呈现我们的历史，让世界了解我们的今天现状，这无疑会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形象。虽然文化和历史是丰富和宽广的，任何高明的展示和呈现都无法真正全面地再现这样的丰富多样性，文化和历史的厚度是要靠理解和意会才能把握的。但是恰当的展示可以有效地进行文化传达。世博会正是这样的文化功能发挥的极佳载体。它为我们展示文化和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世博会对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公共文化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首先，世博为上海公共文化总量增加提供了机遇。根据世博会的有关规划，世博会结束后，园区将会被规划建设成为具有会展服务、文化交流、市民休闲等综合功能，生态景观良好的城市公共活动区域，其中包括将被永久保留的一轴四馆五个标志性建筑，即“世博轴”、“中国国家馆”、“世博会主题馆”、“世博中心”和“世博会文化中心”等。显然，这些被保留的场馆以及未来的城市公共活动区域建设将给上海公共文化增加不少的总量。这样的增幅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将会给上海公共文化的总体布局带来影响。当然，未来的这些公共活动场馆和区域也有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希望它将来还是公益性的开放场所，而不要被盈利性所充斥。否则，它的公共文化性质就可能无法充分体现出来。
其次，世博为提高上海公共文化水平提供了机遇。在办世博的工作中，组织者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精益求精，真正把参观者、参展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竭尽全力为他们排忧解难；想方设法为他们参展、参观创造更便利、更舒适的条件。这种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在世博会的整个服务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也为中外游客所赞赏。加快公共文化建设不仅是加快基层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以人为本”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公共文化惠及的是社区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它对于社区和谐、社区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社区文化对于社区建设的意义非同一般。社会越发达，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文化就越会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城市社区文化在整个社会的基层文化也就越居于主导地位。”8从作为基层文化的公共文化直接为广大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服务来看，公共文化本身就带着以人为本的目的。世博会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很好地贯彻了以人为目的的基本理念，这跟公共文化的要求正好吻合一致。另外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另一重要内涵就在于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世博会之所以能够成功举办主要的就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参与。这也为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公共文化虽然要以政府为主导，但它更离不开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作为社会整体文化的基本单元，社区文化是文化多元性的具体表现，也是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的是一个大文化的范畴，包括文化活动，文化建设，文化管理等方面，其核心是社区精神，即社区居民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和各项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支配和滋养下逐渐形成和优化出来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精神。”9显然，要通过公共文化培养广大群众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精神，没有群众的参与，是不可能做到的。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是世博留给我们的经验和宝贵财富，也为我们的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了一条真正行得通的路径。
最后，世博为上海公共文化展示提供了新的平台。世博会在上海举行，给上海公共文化的展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面向全国和全世界的大平台。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上海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将大大推进上海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为了适应国际化大都市，公共文化的开放性、国际性是必然的要求。世博会是人类文明的驿站，是各种新思想、新科技、新发明、新创造、新理念充分展示的盛会，也是多元文化跨国界交流的平台，它将用文化的力量震撼人类的心灵，用建筑、音乐、戏曲、舞蹈等人类共同的语言，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在这样的大盛会期间和前后也会提供众多的上海地区性公共文化展示机会，以多视角体现上海公共文化领域的创新精神，以科技展示、文化展现、人文素质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文化性的上海。
总之，世博给上海公共文化发展提供的是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
三、 世博为上海公共文化发展带来的挑战
机遇往往同时意味着挑战。世博虽然给上海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挑战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世博对传统公共文化概念的挑战。公共服务就是指使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向公民（及其被监护的未成年子女等）所提供的各项服务10。公共文化是整个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在提供主体上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在提供对象上是面向公民（及其被监护的未成年子女等）的。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公共文化是一定层级的政府向其所辖公民（及其被监护的未成年子女等）提供的旨在满足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公共产品。由于它是保障最基本的文化生活需求，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体现，所以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之一。如前所述，世博会属于公共文化的范畴，但它却突破了关于公共文化的这些传统观念。世博会既提供了展示上海公共文化的平台，也是全国和全世界公共文化的盛大宴会，既面向举办地的本土公民，也面向全国和全世界开放。这样，在提供主体上超出了传统的“政府”概念，也在提供对象上超越了传统的“公民”概念。这样，从内容和实质上来说，世博会是公共文化，但从形式上世博会又不是“纯粹”的公共文化。这对我们传统的公共文化概念提出了挑战：要么修正传统的公共文化概念，要么否认世博会的公共文化性质。否认世博会的公共文化性，显然是不符合世博会的实际情况的。所以，我们必须修正传统的公共文化概念。如何修正呢？传统的公共文化是不包含国际化和跨地区化的内涵的。而世博会则必须是国际化的、跨地区化的文化展示会。因此，世博会使人们重新审视原来的狭隘文化观念：满足基本文化生活需求本身包含着对跨地区文化和国际文化的了解和交流。这是世博会对我们的公共文化观念的改变。
其次，世博会对公共文化模式的挑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在传统意义上是满足本地区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但世博会的国际性和开放性，却打破了这种地域限制。世博会的文化展示主体是全国和全世界各地政府。这表明，上海以外的政府在面向非本土公民提供公共文化。这些政府要使用其可支配的公共财政来向其他地区的公民供给公共产品。这样一来，公共文化的模式比传统的理解有了很大的突破：主要面向本土公民的公共文化模式和主要面向非本土公民的公共文化模式。政府采纳面向本土公民的公共文化模式，这是理所当然的，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政府为什么要面向非本土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政府采纳面向非本土公民的公共文化模式有什么样的合法性依据？这只能解释为公共文化。
最后，世博会对公共文化管理的挑战。世博会的召开使得公共文化的对象十分多样化。参展方的协调和管理本身就是一个新课题。况且，国际的、国内各地区的游客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差异，也有不同的需求，要满足如此多样的服务对象，对世博会的管理要求是相当高的，而且世博会的极端游客量超过100万，没有良好有序的管理，是难以成功办好世博的。正如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所指出的：“上海世博会的场馆面积是世博会历史上最大的，它的参与者、来访者人数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同时参展方的数量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前所未有的”11。同时，世博会期间各种演出2万余场，这既是空前的文化大餐，但同时也给管理协调提出了高要求。此外，后世博的文化延续问题也是公共文化管理者需要加以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例如，世博后一轴四馆保留下来后，对今后的上海公共文化总量肯定会有不少贡献，但这要求相应的管理跟上去。否则，这样的增量就会消解掉其本身的意义。这些表明，世博会是对公共文化管理甚至整个公共管理水平的巨大而系统的考验。
总之，世博会给公共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后世博的文化延续性方面的挑战，更是影响整个公共文化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值得深入分析。这意味着，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远不是挑战的结束，而是更多挑战的开始。
四、 以世博会为契机，推动上海公共文化迈向新台阶
面对世博会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研究利用世博会的有利契机，勇敢而主动地迎接各种挑战，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公共文化迈向新的台阶。
首先，以世博会为契机塑造公共文化的国际品牌。上海世博会的参展数量达到了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其中，国家是189个，国际组织达到57个。这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盛会。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展示公共文化提供了平台，更重要的是，它为塑造公共文化的国际品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在这样大规模的国际盛会上，需要对一些公共文化品牌加以包装，进行国际性推广。公共文化一般都要受地域的限制，从而对其走向国际化带来不利影响。然而，世博会恰恰是克服这种不利影响的重要契机。目前，上海的公共文化尚缺乏叫得响的国际品牌，除了外滩和城隍庙等传统名片之外，其他品牌还没有被国际所广泛接受。近年来，新天地、上海博物馆、大剧院等虽然逐渐被人们所知晓，但还称不上是国际品牌。而世博会后将保留一轴四馆。由于世博会本身的国际影响力很大，将这保留的世博园区打造成国际品牌具有很好的基础。但这需要进行整体包装，包括名称、商标、旅游规划、展示设计、内容丰富化等。同时，还可以借世博的契机打造其他文化品牌，并推向国际社会，这对提升整个上海公共文化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以世博为契机重新构造上海公共文化布局。公共文化布局是涉及保障公民享有公平的文化权利的民生问题，所以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已经崛起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东方艺术中心、八万人体育场等标志性文化设施，也布局建设成了一批以社区文化活动、社区学校和东方信息苑为主体的新型文化阵地和公共服务平台。早在2006年年底之前，上海就已经建设成了标准化的社区文化中心近170个、社区学校220所及3000个教学点、信息苑220处、东方讲坛举办点195个。按照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纲要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总体部署，上海的公共文化布局是要实现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交错，全面覆盖”。目前，上海的社区公共文化中心已经成为集多功能活动、展示展览、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团队活动、信息服务、社区教育为一体的文化场所。加上建立“东方文体资源连锁配送服务中心”实行统一网点运行制度，很好地解决了社区公共文化产品数量提供的问题。这些使得上海公共文化的布局越来越合理和多元化、纵深化、动态化和信息化。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在不断增长，居民的迁移频率在进一步提高，人口组成也更加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固有的公共文化格局需要有新的调整。以浦东新区为例，面积大、人口多、文化设施不足是其基本现状。而世博会这一重大的世界性公共文化事件恰恰可以改变这样的现状。毫无疑问的是，世博会将给上海甚至整个中国留下新的文化地标。由此，也对公共文化的布局造成了影响。原有和规划中的公共文化设施应该根据这一情况进行适度调整，防止布局过于密集等情况出现。由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日益走向社会化，政府会越来越多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保证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以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考虑政府主导型的公共文化的合理布局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化的公共文化布局。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都会注重以少量的财政资金构建并成功运作庞大的公共文化体系，因为它们很善于设计一套鼓励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参与公益事业的税收及法律体系，并善于利用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的公益组织作为有力补充。甚至有些国家直接由政府补贴的公共文化机构比例甚微，但政府对慈善捐助（赠）公益事业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预计国内政府也会越来越多地对此加以借鉴，并更加注重采纳通过税收杠杆等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赞助公共文化项目的做法。于是，社会化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会对整个公共文化布局产生影响。后世博时代，这种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为此，必须从多方面系统地重新构造上海的公共文化布局。
最后，以世博为契机带动上海整体公共文化的内涵提升。公共文化的发展既需要有量的增长，也需要有质的提高。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十一五”期间，上海为加快建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制订了公共文化设施税收优惠政策，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着力谱写“文化民生”新篇章。6年来，各级政府先后投入30多亿元，其中市文化专项资金投入2亿多元，建造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设施齐全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12。截至2010年6月底，上海已经建成标准化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166个，农村文化信息共享服务点1616个，居委会文化活动室近4000个；全市公共图书馆面积总量达到40多万平方米，公共文化馆和文化中心（站）面积总量达到100多万平方米，构筑了“15分钟都市公共文化圈”。此外，群众业余文化团体上万，每年举行群众文化活动万余场，参加演出人数30万，观众达千万人次13。这些都表明，上海的公共文化发展在量上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文化民生”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但是，总体来说，目前的公共文化服务还是以大众性为主，在层次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居民今天的文化需求已经不再满足于打发业余时间的那种文化活动，更渴求普及性地了解世界文化和跟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也渴望更高审美层次的文化素养型服务。而世博会不仅对普及性地了解世界文化提供了百年难遇的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享受多层次的文化大餐，包括享受高层次的文化素养型服务。世博会带给上海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不仅有总量的增加，还会对提升内涵产生促进作用。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契机，学习世界各个的文化精髓，不断丰富自己的公共文化内容和形式。当今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文化整合，也就是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正是各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广泛交融，极大地推动着人类文化的迅猛发展。世博会恰恰是这种交融的重要机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来提升文化的内涵。
总之，应该以世博会为契机，全面推动上海公共文化迈向新台阶。
Shanghai Expo and Public Cul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y HE Yunfeng
(Institute of Knowledge and Value Scienc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Email: yfhe@shnu.edu.cn)
Abstract
Shanghai Expo as a kind of public welfare in nature was a great event of public culture. It is a way to demonstrate existing public culture, has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quantity of public culture, and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public culture services. However, it has specific challenges to public culture as well. For example, it may change our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patterns,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cul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Shanghai should hold the opportunities so as to develop public culture.
Key Words: Public culture, Shanghai Expo, Public Services
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重大研究项目《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40012）之阶段性成果。
2 作者简介：何云峰系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哲学认识论、公共文化等问题研究。Email：yfhe@shnu.edu.cn。
3 张振荣：南京市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
4 徐艳晴：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理论来源，《兰州学刊》2010年第5期。
5 [英] 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78-579页。
6 http://www.taizhou.gov.cn/art/2010/2/6/art_76_52601.html
7 http://www.chinanews.com.cn/expo/news/2010/06-21/2353863.shtml
8 杜立婕：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求实》2006年第3期。
9 江赛清：论我国城市社区文化的兴起及建设思路，《求实》2002年第7期。
10 陈迅、王健、周瑛：上海2010年世博会公共服务包的概念及运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1 张艳玲：上海世博会参展方数量历届最多，面临挑战前所未有，中国网，2010年4月28日，http://www.china. com.cn/ news/2010-04/28/content_19926170.htm。
12 顾咪咪：让百姓普遍享受到文化服务：上海文化中心建设纪实，《解放日报》2010年9月6日。
13 顾咪咪：让百姓普遍享受到文化服务：上海文化中心建设纪实，《解放日报》2010年9月6日。
本文为《世博会与都市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0年10月29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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